来自德隆庭审的报告

　　□文/特约撰稿 王云帆

　　编者按：

　　4月29日下午3点，备受资本市场瞩目的德隆主案在历经了3个多月的非常规审判程序后，终于在武汉中院公开宣判。

　　德隆掌门人唐万新被判入狱8年，德隆系罚款总计金额103亿人民币。

　　躯体正在死去的德隆，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活化石的价值却不容忘却。

　　国内资深财经记者王云帆对后德隆时代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持续跟踪，其即将面市的新著《俘获者》，将通过对德隆崩盘之后600天曲折经历的真实记录，为大家讲述这个中国最富争议民企的最后一段传奇。在该书“金融罪罚”一章中，作者凭借对德隆系列案件大量知情人的走访，和独家获取的唐万新等被告人的数十份亲口供述笔录，将德隆18年来运作中最深层的动机、最细节化的操作、最隐秘的数据合盘托出。

　　本刊特邀王云帆筛选、重整了“金融罪罚”的核心内容，以飨读者。

　　一、第一桶金

　　1986年从新疆石油地质学院毕业的唐万新，选择了在当时看来还很冒险的决定，当个体户。他先后经营过电脑、饲料添加剂、魔芋面等形形色色的实业。

　　“但一直不算成功。”唐在被捕后，曾对公安人员回忆。

　　1990年，在实业领域郁郁不得志的唐万新有一次海南之行，这促成了他日后经营哲学的一次大转折，“我在海南呆了8个月，自学金融知识，开始有尝试金融业的想法。”

　　唐似乎一下找到了方向，他发现自己对金融有着天生的兴趣，并很快迎来了实践的机遇。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大陆的企业突然间焕发出了久违的活力，其中一个特殊的表现形式，就是股份制改造蔚然成风。

　　那一年，胆大而嗅觉灵敏的唐万新听说西安开始搞股份制改造，就从一个朋友那里借了5万元，一个人到西安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认购权的买卖。

　　他后来承认，自己先后做了精密合金、陕西五棉、西安金花、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家公司的法人股的认购权买卖，主要是卖给新疆和深圳两地的公司，从中赚取每股5毛到1元的差价。

　　他自称，到1993年3月份，就赚到了5000万~7000万。不久后，便开始在全国做一级半市场。

　　1993年年底，找到生财门路的唐万新决定扩大运作规模，他招呼新疆的伙伴张业光、王宏、洪强、彭军、孙卫等人到西安跟他一起做。1994年，唐带领张业光、王宏、洪强等人从西安迁至上海，学着做一级半市场。

　　骤然发迹的唐万新越来越信奉和迷恋财技的能量，在“生意不断做大”的两年间，他经常自己夹个小包，说声“我走了”，就独自跑去美国、加拿大等国，在华尔街猫起来使劲琢磨，并“先后收集了5000多个金融产品”。

　　“有了国内和国外的学习和经验，我就想找一个金融平台，为将来自己从事金融服务业奠定基础。”唐说。

　　于是，1995年唐万新用在一级半市场赚来的钱参股了新疆租赁，“花了400万，占总股本的8%”，后来新疆租赁增资扩股时，唐又用新疆德隆的1000万和新疆屯河的1个亿，“达到了控股目的”。

　　随后，德隆又获取了一个更大、也是他早期最重要的一个金融平台——金新信托。

　　“新疆工行在金新信托有30%股份，1996年新疆工行换了行长，我跟新行长签了意向书。1997年上半年，我以屯河股份的名义与新疆工行正式签署了股份受让协议，后来我们又收购了民航局的15%股份。”唐说，收购金新信托时，其账上有8亿元的资产，4亿元的窟窿，8亿元的负债。

　　“我收购之前，金新信托做放高利贷和投资房地产的业务，没有做信托业务和股票投资业务。我收购之后，就把原来的业务停了，全部转向一级半市场业务和证券投资业务，并开始做委托理财业务。”

　　正是从这时开始，“委托理财”四个字开始成为德隆所谓金融服务的核心业务，直至演化为它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唐万新看来，“代客理财是个最普通的金融产品，相当于存款或贷款，最容易赚钱。”

　　当时德隆所做的委托理财，就是和客户签订委托投资股票或国债的协议，期限一般是一年，内容“只有委托证券(包括股票和国债)投资这一项”。至于管理方式，一种是完全信托方式，另一种更为普遍，即三方监管方式。

　　唐对做大委托理财业务非常自负，奥妙就在于“我们承诺给委托理财客户最低收益”。

　　虽然他明知“国家规定不能承诺给客户保底收益”，但他后来坦白自己的赌性在于，“不保底就没有市场。我当时是一种侥幸的心理。”

　　金新时代，德隆“承诺给委托理财客户最低收益，我记得1997年的保底收益大概是14.5%，后来降到4%～12%之间。我们赚的是2.5%手续费和差价的30%的佣金。”

　　唐说：“从1997年到2001年，我开始以金新信托的名义做一级半市场，一共赚了7～8个亿。”从那时起，他拥有了调动资本的实力。

　　二、初涉股市

　　唐当然知道自己是在利用中国证券市场雏形期的漏洞，但他更相信这是自己在海外的金融所学的魔力，进而有些自负起来，生发出效仿西方产业整合的“壮志”。

　　唐万新的优势是足够敏锐，他率先看出了上市公司法人股的潜在价值。

　　在199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那次著名的“达园会议”上，唐确定了德隆的战略将从“项目投资”转向“行业投资”，通过产业并购整合，创造传统行业的新价值。

　　在会上，唐万新提出收购上市公司，利用上市公司融资整合一个行业，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同时对此上市公司股票就要长期投资，这就是日后经过唐氏改良的巴菲特理论——集中持股。

　　从1995年到1997年，唐万新大举投入，分别收购了上市公司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后来人称“老三股”的全部法人股。

　　而此时唐万新已有实力通过自己的金融平台，同时在二级市场对流通股进行吸纳。

　　1998年到1999年的董事会上，德隆确定了金新信托投资股票也要采取集中持股的策略。当时，唐在会上提出，只有集中持有德隆控制的老三股，金新信托才能在二级市场为客户获取最大利益，从而金新信托才能拥有更多的客户，管理更多的资产赚钱。

　　他还建议，在持仓时用委托理财客户账户分散持股，就回避了单一账户最高持股的限制。“当时认为只要每个账户买卖一次，且持有期超过六个月就回避了证监会有关账户持仓的规定。董事会同意了我的提议，决定集中持股老三股等股票上。”

　　于是，唐万新亲自到上海宁武路证券营业部开始组织买卖新疆屯河、合金投资和湘火炬股票，其他分散的操盘点还有20来个。

　　这一时期，德隆的吸筹动作还相对从容，老三股的价格波幅并不剧烈。“根据股票指数的涨跌，我、唐万川、张龙、洪强一起商量确定是否买进老三股。”唐万新说。

　　到了1998年上半年，德隆对合金投资和新疆屯河的持仓量已占流通盘的30%左右，但他们并没有收手的打算。8月，唐万新在上海太阳岛度假村主持召开德隆董事局扩大会议，这个“太阳岛会议”持续了7天。最后，进一步确认了继续集中持股的思路。

　　至此，唐万新已做好了老三股的建仓工作，随后他自己到北京筹建德隆总部，委派唐万川具体负责买卖“老三股”的工作。

　　三、危机来临

　　在德隆彻底迷失之前，唐万新曾相当清醒。

　　他早期一再坚持，德隆要进入金融行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德隆产业进入世界500强，二是国家允许民营企业做金融行业。“当时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但是，“当银信分离(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实施分业分机构经营)这个机会来的时候，我又舍不得错过这个机会。”唐万新说。

　　这就是一个大企业家与一个伟大企业家的区别——大企业家肯定善于捕捉机会，而只有伟大的企业家才懂得在必要时放弃机会。可惜，莽撞的俘获者德隆只懂得不断出击。

　　2001年，德隆利用金新的平台高速扩张，营业部从接手时的3家扩张到了10家，并在全国设立了20多家办事处，“做委托理财业务”。

　　在此前后，德隆又掌控了新世纪金融租赁公司。

　　唐万新说：“当时，我们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只是想先进入，为此后正式经营金融机构做一个准备。但我们已经收购和控股了金新信托、新疆租赁、新世纪租赁三家金融机构，所以，我就想成立一家公司把已经进入的金融机构管起来，先稳一下，也不指望他们赚钱。”

　　于是，唐万新参照产业一头的战略管理平台德隆国际，在金融一头也搭建了一个战略管理平台——2000年下半年，在德隆国际金融管理部的基础上组建了上海友联战略管理中心。

　　“我只是想把金融从德隆的产业中分离出来，让金融先熬一熬，先把德隆产业搞起来，或者等国家支持民营企业搞金融业时，我们再开始干。”

　　友联之名是王宏和张业光取的，意为“朋友的联合体”。

　　友联的决策机构是执委会，第一批执委有张业光、王宏、唐万川、李强、赵戈飞和唐万新本人六个人，后来又增加了几人。

　　最初，友联确实是按一个完整的战略管理平台搭就的框架：分设了战略管理部、客户部、产品部、证券投资与研究部。此时的友联，一方面是为产业的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抬拉股价服务，一方面则懵懂地意识到了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机遇——整合金融产业，摸索混业操作。

　　当时，唐万新指派金新信托的老总王宏兼任友联的总裁，“我的意思是让他搞到2005年，我自己腾出来一心一意搞产业。”

　　唐万新说，但形势突变，“后来就大大违背了我的初衷。”

　　2000年底，受中科创事件的影响，德隆开始成为媒体攻击的“黑庄”，导致2001年的第一季度出现客户挤兑风潮。2001年4月份郎咸平在《新财富》杂志发表《德隆模式：类家族敛财》一文，引起了金新信托的第二次挤兑风潮。

　　结果到了2001年年中，唐发现，“王宏搞了一年，结果搞出了一个41亿元的资金到期无法兑付。此时，我们面临要么让金新信托破产，要么继续做理财业务，并且要不断的做大才能兑付到期的理财资金。”

　　唐入狱后曾向公安部门解释当时的两难。他说，2001年时，金新信托入市资金按当时的股票市值计算，大概有170亿，到期未兑付的是41亿，那么，未到期的客户资金就是130亿左右。而德隆通常以三方监管的方式办理委托股票投资业务，都是通过股票买卖的方式来兑付客户的资金。如果有后续资金，就不用卖掉股票，而是用后面客户的钱来还前面客户的钱；如果没有后续资金进来，德隆就只能从股市中卖掉一部分股票来兑付。

　　唐后来曾懊悔不已地说：“德隆在金融服务业方面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承诺给客户保底收益。”

　　但此时的唐万新已是投鼠忌器。

　　“一旦我们在股市中卖掉客户的股票来兑付，就会引起其他客户包括未到期客户的恐慌，跟风卖掉股票，这样就会使股价下跌，甚至会连续跌停，造成客户亏损。客户亏损了，我们就得赔，因为我们给客户承诺的是保底收益。”唐被捕后在狱中向公安机关解释。

　　该年4月中旬，德隆董事局的8个人在西湖旁的一家宾馆开了一次会，讨论应对办法。方案一是金新信托破产，方案二是继续扩大收购和融资规模。当时，其他7人都主张破产，唐万新则力主继续扩大收购和融资规模，“我决定接着做下去。”

　　2001年12月28日，唐万新又召集德隆8位董事在苏州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唐提出由他来亲自主持友联的工作，其他7人无奈同意。唐当时就冒险决策，提出解决危机的方发就是进行全员收购，也就是与会的8位董事都要参与收购新的金融机构业务。

　　次年元月2日，友联执委和下属各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大概20人左右，被召集到金新信托上海管理总部的会议室召开友联工作会。唐在会上正式宣布由自己来亲自主持友联。“我管全面工作，主要职责就是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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