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贞洁牌坊代表了什么

　　

《徽商》

　　杨晓民 总撰稿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4月出版———从《徽商》说开去

　　□匡钊

　　中国近代有两大传奇商帮：北方的晋商和南方的徽商。前者已经有不少电视剧提供了大量的直观信息，虽然有时难免似是而非，有诱导观众着意虚拟人物们的悲欢离合而忽略了远为重要的故事发生背景的嫌疑，但从画影图形中也总能流露出真实历史的鳞爪，聊胜于无。至于徽商，也许笔者孤陋，似乎还没有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类似的表现。如果想要寻觅他们质地结实的形象，便只有通过一个见于央视二套节目的电视专题片《徽商》了。这部片子对于历史的还原相当忠实，少了些花哨，多了些深度，堪称稀缺资源。电视播出，稍纵即逝，观者难免意犹未尽，现在这个片子的精华部分又结集成同名图书———文字部分之外包含了大量图片，是货真价实的“图书”，可供置于案头随时把玩了。

　　看过《徽商》的人应该都会有一个发现，除了做生意之外，徽商和晋商相比，风格上有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比较重视子弟的教育。徽商活跃于历史舞台的那些年代，小小的徽州，出现了大批进入仕途的读书人。这个现象分析起来或者与中国古代官商相连的特殊钱权运作体系有关。徽商经营的某些垄断性商品比如官盐，就需要来自权力体系上层的直接保护。

　　我有一个另外的发现，在徽商故里的乡间，最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连续的贞节牌坊群。以往人们对此有一个现成的表面化解释，将其与徽州儒家教化兴盛发达联系起来。其实这种把牌坊作为儒家文化的直接产物，将一个社会现象归于一种文化趣味的解释现在看起来颇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一个明显的不通顺之处是，根基于农业文化的儒家思想是怎么对徽州的商业文化起作用的呢？我们从来都认为儒家和商人是水火不容的，难道现在反过来要回过头论证儒家思想中也包含商业文化的因子？就像曾经有人热烈讨论要从儒家文化里发掘出现代意义上自由民主的基因一样？这种努力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儒家文化中是否包含了与商业文化相融的因子，而在于弄清楚商人团体以何种方式挪用了儒家思想，补足停留在文化层面时缺失了的对于某些社会运作的技术性细节的把握。出现在徽州田野间的牌坊群，远比“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要复杂的多。

　　借《徽商》这本书的东风，笔者在此简略说一下看法。徽州商帮和其他所有中国古代的商帮一样，都是基于一种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建立起来，而且无论他们经商的范围有多大，其财富根基总不会离开自己的故乡。前者比较好理解，血缘和地缘关系是商业信用的天然担保，在缺乏其他有效约束的时代，人们也不可能找到更合适的商业团体组织模式；至于后者显然是出于保障财产安全的考虑，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私有财产乃至人身安全随时有可能遭到各种侵害的世界，将白银转移到家乡或者在家乡附近购买田地是能够想象到的保存财富的最可靠手段。在这种情形下，故乡之于徽州人远非仅仅是温情脉脉的乡愁，而是对真金白银货真价实的保护，一个稳定安全的故乡，不只是情感的寄托，而更是商业需要，是任何商业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后勤基地。为此，在徽商的大后方，老人、妇女、孩子都有各自特定的地位和用处：老人管

理财产、妇女生育继承人、孩子学习成为新的劳动力，所有环节协调一致，才能保证前台的商业活动顺利运转。徽商的人生模式也因此而决定下来，新婚的青年告别

新娘外出经商，到老年则必落叶归根，而漫长的一生中大部份时间都随商旅漂泊在异乡。这是男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它也决定着女人们的命运———必须与几乎是陌生人的丈夫维持安稳的婚姻关系，为他生育继承人和劳动力，并抚养和教育他们，否则整个徽商的后勤体系就会崩溃，她们恪守妇道，是徽商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为了维持商业体系的运转，无论徽州的男人还是女人都要尽到自己的义务。树立在乡间的贞节牌坊，表面上是对女人们的额外褒奖，鼓励她们无论在何种状态下都为这一体系的存在作贡献———哪怕早早就失去了丈夫，也要继续尽义务；实际上这些牌坊更是修给那些丈夫长期出门在外的女人们看的：谁也不能因为一时耐不住寂寞而作出有可能威胁到后方财产安全的行为，比如携卷家中金银和别的男人私奔或者生出血缘上不属于自己丈夫的孩子。对于任何远离家乡经商在外的男人来说，对这种危机的担忧都是毁灭性的，必须设法将一切所有的可能性斩草除根，而儒家的妇女道德观正为此目的提供了现成的、权威的合法性资源。贞节牌坊代表的不是商人们对于妇女道德本身的特殊兴趣，这种道德本身在此没有意义，但对它的挪用就有意义———妇女的贞节是商业活动的要求，可以用作保障私人利益的堂皇手段———就像徽州人爱读书，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而我们则不能幼稚到就此推断出儒家教化和商业文化有什么内在的一致关系。

　　作为一种来自官方的错位的表彰，徽州贞节牌坊认可的是与儒家所提倡的妇女道德完全不同的现象，在此儒家道德被抽空为一套空洞的符号，然后被巧妙重新应用于儒家最痛恨的商人中间以保障他们的利益。如果我们将某些儒家道德被转化为保护财产安全的手段理解为一个巨大的讽刺，那么真正的丑角并不是徽商，而是那些仍然认为儒家道德真的意味着什么，还幻想从中发掘出什么新东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