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教父

　　

　　对于一个365天中有260天“翱翔天空”的“飞人”来说，在北京冬日暖阳下享受香浓奶茶已经是一种奢侈。

　　“我到过泰国橡胶园，走过非洲旷野，感受过俄罗斯严寒，在穆斯林国家迷宫一般的露天剧场迷过路，在中国坑洼泥泞的乡间小路上骑过‘28’自行车，山路的颠簸几乎让我的骨头散架。更可怕的是，飞机几乎成了我的家。但我用多年的辛勤工作换来了今天这种高水 准的专业流浪汉生活。我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频繁的商务旅行当中，以期赢得一张能在未来去月球的头等舱机票。”莫比乌斯以他特有的幽默总结了自己这几年的生活。

　　莫比乌斯可不是一个流浪汉或者旅行家。身为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的莫比乌斯掌管着200多亿美元资产，占富兰克林邓普顿管理资产的1/10。在香港市场，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被称为“光头博士”和“麦博士”。1999年获美国《纽约时报》“20世纪十大顶尖基金经理人”，尽管与巴菲特、索罗斯等并列榜单，但莫比乌斯却是至今依然还在一线工作的唯一一人。由于他第一个提出“新兴市场”概念，因此，“新兴市场教父”是投资人给予他的最高评价。

　　而今，这位“新兴市场教父”开始更加频繁地造访中国，因为这里蕴涵着太多的机会。

　　莫比乌斯式观察

　　每架价值2000万美元的13座美国湾流IV型私人喷气飞机就是莫比乌斯最钟爱的“坐骑”。莫比乌斯有3架这样的飞机成天载着他在全球各地市场之间飞来飞去，到所投资的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和访问。在这一领域他业已积累了非凡的表现记录，当然，也有着惊人的飞行记录。

　　不同于其他坐镇纽约的基金经理人，莫比乌斯坚持全球跑——到各国实地拜访公司负责人，以期能够透过由下而上精选个股的方式，追求价值投资的长期绩效。而这恰恰成就了莫比乌斯的传奇。据说，有一些美国投资人经常打探莫比乌斯的旅行路线图，他去了哪些国家，哪些公司，他面对公司管理层时的心情等等，据此做出自己的投资判断。莫比乌斯路线图一度成为快速发财的捷径。

　　“新兴市场的财务报表透明度不高，除非亲自拜访上市公司、与管理层当面对谈，否则很难评估公司真正的价值。”莫比乌斯坦陈。在莫比乌斯的投资哲学中，没有简单地看图表，没有笼统地数据分析，他最重视的是实地考察，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感受来判断一个企业。同业因此戏称莫比乌斯为“投资界的印地安那琼斯”。

　　有一次，莫比乌斯乘坐飞机千里迢迢赶到了一家当时在中国非常著名的医药企业。莫比乌斯到厂子里看了一圈，陪同人员不厌其烦地向他介绍企业的优良状况。然而，莫比乌斯却半晌无言。时至中午，药厂的领导盛情邀请莫比乌斯参加他们准备的宴会，莫比乌斯却一口回绝，执意要去员工食堂吃饭。

　　走进员工食堂，一直沉默的莫比乌斯转过头来，非常严肃地向随行人员说：“看看这肮脏的地面，恶劣的饮食，这里生产的药，你敢吃吗？”直到这个时候，所有的随行人员才明白为什么面对企业提供的财务数据和资料，还有那些领导的介绍时，莫比乌斯竟然无语。

　　一切都要靠自己的亲身体验，这就是莫比乌斯的重要法则：实地考察，亲自拜访上市公司，深入研究企业的每一个细节。

　　“实地观察中，办公室是第一个为我所关注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说办公室一定要豪华舒适，也许一个陈列简单、装潢朴素的办公室倒会让我感觉到公司管理者务实的态度。除此之外，我还关注企业整体环境，厂房是否洁净，工人是否有效率，等等。”莫比乌斯笑着说道。

　　从细节入手、从小处观察是莫比乌斯的特点，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有一次，莫比乌斯考察一家上市公司，公司财务报表显示这家公司成绩辉煌，公司的领导更是侃侃而谈，吹嘘自己公司盈利如何如何可观，但是莫比乌斯到那家工厂后却一个人默默地散起步来。过了好久，莫比乌斯拒绝了企业的进一步介绍，因为他发现，半天都没有一辆卡车进出工厂，而仓库里的现货却堆积如山。显而易见，实际情况和财务报表严重不符。

　　“坦率地说，我在某些情况下的第一信条是行胜于言。我认为如果一天能参观6—8家企业，中间也不用停下来吃一顿冗长的午餐，那就是非常完美的一天了。”据说，莫比乌斯甚至将清晨一小时的慢跑和傍晚的健身时间都节省了下来，倾全力帮投资人追踪所有可能的成长机会。

　　莫比乌斯是个十足的工作狂。只要醒着，他便将所有的精力投注于寻找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廉价

股票，由此似乎可见一斑，“就我个人而言，尽管已经开始老眼昏花，疲惫有加，我依然宁愿自己亲自去看看工厂里发生的一切，我喜欢了解工人是否丰衣足食、精神愉悦，管理层是否在面对某些华而不实的世界潮流时被牵着鼻子走。”

　　实际上，莫比乌斯还有一个观察企业的法宝——激情。他总结说：“我会观察在工厂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普通工人，他的精神状况如何，他是否具有进取心，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公司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等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会左右我的选择。”

　　不过，面对中国1000多家上市公司，做到每一家都登门造访显然是不可能的。莫比乌斯也很直率地承认，作为投资人，他们会认真研究公司的过往资料，会按照自己的模型为企业的业绩进行5年的倒推，然后考察公司的其他背景，特别是公司管理层的情况，再和管理层进行沟通。

　　莫比乌斯的谨慎是用惨痛的经验换来的。1993年，他购买了一家前景非常被看好的公司的印度股票，股价飙升的时候，莫比乌斯欣喜若狂。但当他准备卖掉股票的时候，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懊恼——这只股票由于从来没有经过正规的登记而不能进行买卖。为此，莫比乌斯和他的团队进行了马拉松似的诉讼才最终解决了问题。

　　现在，“进行完前期准备工作后，我们会成立一个类似委员会似的小组来探讨是否选择这家公司作为我们的投资对象。当然，我们会非常小心地保护自己，会对投资的进入价格、退出价格等等诸多条款进行细致的推敲和反复的打磨。”莫比乌斯说，“钱不是那么好赚的！如果有人跟你讲，我可以给你50%的年回报率，千万就别理他！如果他只是跟你说，我可能会帮你赚钱，但其中也有很大的风险，这时你不妨跟他谈一谈。市场就像野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用牛和熊这两种野兽来比喻它的。而野兽的行为是不好预测的。每天我在睡觉前都会对自己说，今天你又傻了，又犯错误了，明天得重新再来。因为过去这一切对未来是没有帮助的，你只有勇往直前。未来是不可预知的，但我们总有一些经验可以利用，以分析未来的趋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倡导长期价值的概念的原因，因为这样成功的概率比较大。”

　　我爱“红顶商人”

　　“在中国，我爱‘红顶商人’。” 莫比乌斯语出惊人。

　　尽管莫比乌斯一直不知道该如何用英文具体表达“红顶商人”的含义，但他更为明确地表示：“一个优秀的

公务员和一个优秀的商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以逾越的鸿沟。”

　　“我在中国投资了40亿美元，我最大的一次投资达到了10亿美元，这就是中国移 动。这个投资令我每年都获得更高的利润和股息。” 莫比乌斯对于“红顶商人”的偏爱似乎和国内当前的投资哲学大相径庭。

　　“官员老板一肩挑”的现象长期为国人所诟病。在国内的投资人看来，既是官员，又是老板，是为官商，官商这种“权力经济”，既破坏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正公平，也是最易导致腐败的渊薮，而莫比乌斯则直言：“在一个由官员转化成的企业管理者和一个纯粹的企业家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在中国，企业家能够更准确、更快捷地去把握政策的风吹草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企业家需要敏锐的嗅觉。此前是规章制度的决定人，现在成为企业的运作者，从政府官员转型的企业家具有的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莫比乌斯解释说。

　　“对于我来说，是否一个优秀公务员或者说是政府官员可以成为一个优秀企业家，完全取决于他的定位和对自己职业蓝图的规划。一般说来，他需要灵活，也许不必太聪明，但他要懂得商业。我个人来看，激情永远是第一位的，他可以用他的激情去感染每一个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这种激情是无法替代的。”莫比乌斯坦率地说，“仅仅就企业运作而言，官员的角色和企业家角色是互通的，他依然需要很好地调动人力资源，把人力资源、企业资源的优势调配合理，发挥出它的最大价值。”

　　莫比乌斯体味着中国改革进程。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在俄罗斯，他曾经拜访了一家由生产军事用品转为民用生产的大型公司。当他用谦逊的口吻向工厂负责人询问时，工厂负责人的回答却简单而蛮横。“我感觉到，他还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的框架中走出来，对于他来说，政府的指令依然是第一位的，而市场、经营、开发新产品并不被他看成份内的事情。但在中国，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莫比乌斯一向能够正视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泰国股市在半年之内下跌五成之多，当时外资莫不以逃离亚洲股市为首任。但是莫比乌斯认为指数不太可能跌到零点，因为国际

货币基金会已经调拨第一笔17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款项，虽不足以改善金融体系，却足以防止它继续恶化。因此，莫比乌斯估计股市回稳的几率更大，他请研究人员逐一列出长期复苏展望乐观值高，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名单，因为他认为这些公司可能在未来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改革。结果，莫比乌斯成功了。

　　成功市场四要素

　　莫比乌斯似乎很喜欢A股：“现在的局面是供大于求，但中国公司的总体估值水平会越来越好，因此，我们很有信心。”

　　但目前A股市场给莫比乌斯的印象仍是政策上的模糊。“我们需要向投资人提供明确的政策趋向、市场投资风险以及价值的分析，而中国市场显然在这方面还有很大差距。”这种情况下，“投资人也许会要我投资香港或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暂时‘回避’A股。”

　　中国资本市场应该如何才能取得成功呢？公平、效率、流动性和透明是莫比乌斯开出的药方。

　　“我们希望市场对投资者是公平的，这是十分重要的。”莫比乌斯说，不论投资者是小投资者还是大投资者，也不论他们是外国投资者还是本地投资者，他们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我认为，在香港的内地上市公司就比较好地为投资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我发现一般情况下，一旦上市公司将新的优质资产注入到香港上市公司后都可以为投资人带来良好的回报。”

　　“我们也希望市场流动性足够大。为什么流动性如此重要？因为我们现在4300亿美元的投资大部分都是共同基金，这些共同基金是人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购买，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赎回的。所以，流动性高的市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购买者，而不是出售者，因为我们的资产每年都在增长。在1987年时我们只有1亿美元的投资，今天我们有210亿美元的投资。”莫比乌斯说。

　　最后是透明度。莫比乌斯举了一个例子：“记得有一次我去一家俄罗斯公司，它在西伯利亚，我们见到了坐在大桌子后面的一位俄罗斯公司的管理层。他对我说，在你问问题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他说我想知道资本家对俄罗斯的攻击是不是还在进行着。我说，不，俄罗斯经济并不是被资本主义破坏的。我很喜欢这种直接的方式，后来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中国资本市场还需要更大程度的开放！”莫比乌斯沉思半晌总结说。

　　马克·莫比乌斯(Dr. J. Mark Mobius)

　　现任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公司董事总经理、富兰克林邓普顿新兴市场基金公司总裁，美国波士顿大学硕士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与政治学博士。

　　莫比乌斯在求学时代就展现出旺盛的好奇心与多元兴趣，选修学科范围遍及临床心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他曾经到美国威斯康辛州、墨西哥以及日本京都等地的大学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