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制度建设与管制效率

　　文/顾子明

　　这几年，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受到重视的程度可谓是一言九鼎，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成了这一学说竭尽全力的追捧者。尤其是在论及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几乎只能听到的唯一的一个声音就是产权改革，而产权改革的目标无非就是将国有资产变卖、即使是无偿赠送也在所不惜。从中西方产权性质的比较来看，国有资产代理层次多，产权归属缺乏具体 而明确的所有人，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效率匮乏的因素。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否产权一旦明确界定以后，必然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呢？

　　无论人们多么崇尚自由，但真正赞成实行无政府主义的人恐怕还是寥寥无几，完全放任自流的经济体制也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只要看看美国新奥尔良市在遭受飓风袭击以后，由于管制暂时的失效而出现的一度失控的局面，就足以证明缺乏管制下的人往往会野性大发，就会做出危及社会和他人的暴行来。尽管管制是有成本的，但在缺乏管制的情况之下，会使社会遭受更大的伤害。为此，不管是对于社会活动还是对于经济活动来说，管制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抑制剂。这就如同汽车上的刹车一样，缺乏管制的经济和社会就会陷入疯狂而自我摧残，以至于毁灭。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这样一个问题，产权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元素。尤其是在缺乏有效管制的条件之下，私有制必然会极度扩张其掠夺性的一面，进而导致社会总福利的递减。对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如今不断发生的煤矿事故，即可从中找到答案。在几乎所有的

矿难事故中，肇事者无一例外的都是私营业主。矿主们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手段，都要与当权者勾结在一起。无非是想通过这种途径，以使管制失效，将自身的利益极大化。尽管国有煤矿也曾发生矿难事故，但所占的比率要小得多，这是由于管制在那里能够有效实施的缘故。

　　其实，官煤勾结的实质就是通过寻租的途径来削弱管制的力量，最终使管制行同虚设、有名无实。解决的路径，当然在于打破官煤勾结的联盟。如何打破，显然又不是一道撤资令就可以解决的。一方面由于触及到了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自然会受到强烈的抵制。另一方面则由于管制成本随着管制路径的增加而急剧上升，令管制效率大打折扣，这早已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正是由于管制成本的存在，有时甚至会很高，反而成了抗令者得以蒙混过关的安然屏障。这就是在撤资禁令期限到来的时刻，撤资者依然寥寥无几的原因所在。因此，对于任何一项制度，如何做到真正使其落在实处，除了要考虑制度本身的建设以外，还必须考虑管制效率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在药品价格管制上的屡屡失效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自1997年10月以来，国家对15种抗生素药品和32种生物制品已实行了17次的降价，而累计降价金额亦超过了340亿元。但从降价后的实际效果来看，老百姓从中得到的实惠并不多。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当中，患者用药的决定权又全部由医生掌握的情况下，仅靠一纸限价令是无论如何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的。医生可以不再开降价的药，药厂也可以不再生产降价的药。也可以通过改头换面，新瓶装旧酒的办法，给药换个名称、换些剂量的手法，巧立名目地来回避管制。而监管者要从中一一鉴别出真伪来所要花费的成本之巨大，令有效管制几乎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医药行业中，各种所有制形式一应俱全，竞争亦不可谓不激烈，但依然未能解决利益团体通过共同窜谋来对患者的剥夺。

　　显然，仅通过产权变革来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是不现实的。私有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血腥掠夺的禀性，在其自私天性的驱动之下，不会必然地促进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尤其是在缺乏有效管制的条件下，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剥夺就是一种必然。因此，制度建设不仅仅是一堆公文，更重要的还是要看管制能否到位，是否有效。否则就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