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时评) 扩大内需：收入与汇率政策为核心

　　滕泰，经济学博士，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师、研究中心主任。代表作为《价值创造与证券公司成长》、译著《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演讲集》。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普遍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有通缩或者产能过剩的风险，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要启动内需，可是中国国内的消费增长速度并不低于10％，这样的速度跟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不能算低。

　　所以，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只有从需求、供给和国际财富分配三个层面分析才能搞清楚问题的本质。

　　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是信贷而非利率

　　主流经济学家都想当然地认为，利率越低越有利于降低储蓄、刺激家庭消费；反之，利率越高则越刺激家庭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但这只是一种假设，其前提条件是居民的储蓄存量为零或很低。

　　对于那些已经积累起一定规模储蓄的居民而言，可能出现相反的状况:利率越高，已有储蓄的收益越高，可期望的未来收益也越高，从而没必要增加更多的储蓄，反而会增加当期消费；反之利率越低，则现有储蓄能够获得的未来收入越少，因此居民需要更多储蓄以防未来，当期的消费反而越少。

　　凯恩斯理论诞生于欧美国家，对于这些地区的现实操作意义远远大于亚洲地区，每一次降息都能够产生一定的消费刺激效应；而对于有传统储蓄偏好，更喜欢着眼未来的亚洲地区，尤其是日本和中国那些拥有一定储蓄的富裕居民而言，越是增加利率，越是提高他们当期消费的信心。

　　除此之外，亚洲企业对利率的反应敏感度也比不上欧美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银行一向只对信贷政策敏感。2004年，中国政府的信贷政策调控虽然饱受西方经济学家的批评，其效果却出乎意料的明显——如果当初听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调整利率，效果就难说了。

　　其实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言，信贷都是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在每一轮经济周期性变化中，商业银行信贷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经济的某一部分，尤其是

房地产等行业被认为值得警惕的时候，信贷收缩的巨大威力迅速把人们从通胀的担忧引向对通缩的畏惧。因此，持续稳定的货币投放增长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中国没必要效仿任何所谓“文明的央行”，过分强调市场化利率调节，因为存款准备金率、窗口指导政策和信贷监管政策，是中国商业银行信贷变化方向的指路灯。

　　为什么贸易顺差国总在亚洲

　　亚洲人民数额庞大的储蓄，不仅支持了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支撑了西方某些赤字大国的财富和经济运转，可是大部分亚洲国家政府并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徒劳地照搬西方货币政策，不断压低本国的储蓄利息收入和劳动力要素收入，从而使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出。

　　低廉的储蓄资本收入导致亚洲国家巨额资本外逃，而上述资本项目盈余并不能平衡巨大的贸易顺差，因为低廉的外逃资本远远不是亚洲向世界输送利益的主要方式，出口贸易中包含的低廉的要素价格，才是亚洲财富流失的根源。

　　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劳动力要素收入被极大地压低。没有私有产权的土地，使大部分中国企业产品价格中只包含了少量的地租要素成本，大部分国有企业几乎不考虑地租成本而把这种土地要素收入免费搭配在产品中输送给进口国。

　　就资本要素的成本而言，除了中国因为商业银行保持了过宽的存贷款利息差而使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所提高之外，大部分亚洲国家企业都能够享受到本国高额储蓄和低廉资本的好处，并且把这种好处廉价折进出口产品中，创造巨额贸易顺差。即使是中国，总体上大部分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都能享受到价格低廉的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至于产品中包含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成本，亚洲更是普遍低于欧美。

　　因此，所有要素价格的普遍低估，决定了亚洲国家肯定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中国更是全球企业利润和居民福利贡献中心，因为中国除了劳动力、地租被间接廉价出口，资本被直接或间接廉价出口外，还有汇率本身造成进一步的严重低估。

　　收入、汇率政策必须与信贷、税收政策相结合

　　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内需相对增长缓慢都是因为开放经济下生产要素定价过低，低估的

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产品的全球供给替代效应和需求外部转移效应。因此，提高劳动力要素收入是增强国内吸收能力的根本出路，这样短期也许会牺牲一定的就业，但是长期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本国财富的增长。

　　提高利率，尤其是提高存款利率也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渠道，完全没必要让垄断经营的商业银行保持几乎是全球最宽的存贷款利息差。压缩商业银行存贷款利息差，还可以增加商业银行经营压力，迫使其增加信贷投放规模，有利于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减少通缩风险。

　　此外，政府必须适当考虑国有企业的土地占用成本，否则对于国内其他企业是不公平竞争，包含在出口产品中则免费转让了本国的地租收入，还有可能导致贸易摩擦。

　　对于因为提高工资、利率、地租而引起的企业成本提高，主要应该通过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提升来消化。对于短期的企业经营压力，政府应该通过降低税率加以对冲。

　　执行收入政策、提高生产要素价格和提高人民币汇率主要是调节国民经济的支出结构，有利于增加消费、控制投资，降低外需增速、提高内需增速，但是两项结构调整政策都带有总量调节效应，因此必须配合其他措施加以对冲，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

　　降低税率是供给学派对付通缩、刺激经济的主要政策主张，而中国政府比全球任何政府都具备减税的条件，这不仅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的税基扩大，而且因为中国的土地国有产权可以提供大量的国家地租，以及国有企业资产应该提供的股息回报，都可以弥补降低税率引起的财政收入下降。

　　信贷扩张是另一项必须执行的对冲政策，不管是通过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减少商业银行存贷款差额，还是通过窗口指导政策，中国在建设起一个强大、繁荣的资本市场体系之前，信贷的持续扩张都是保持经济活力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信贷能够保持稳步扩张，那么

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还可以适当加快。

　　当然，减税和信贷扩张作为对冲政策的提出，并不意味着这两项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均衡，因为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财富的增长而不是“均衡”。所以减税和信贷扩张的政策重心也在于如何在尽快提高本国要素收入的前提下，实现财富的较快增长。

　　总之，中国实现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不在于仅仅通过财政支出调节和利率升降进行周期性地调整，而应该以收入政策和汇率政策等结构政策为核心，以信贷政策和税收政策为对冲和推动手段，持续地提高居民工资收入和储蓄收入，同时压缩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来迫使其增加信贷投放，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活跃消费，提高储蓄资本的利用效率，并通过本币汇率和产品出口价格的稳步提升逐步减少国民财富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