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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月15日，河南省清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入股煤矿人员356人。有意思的是：目前撤资的356人中，无一人是在国家四部委公布期限前撤资，其中237人是在河南省加强督察后方才撤资的。（10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上述这幅景象似曾相识。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中写了一个“卸甲”的故事：年羹尧从西北征战得胜回朝，带领手下众将领觐见雍正。时值盛夏，天气炎热，雍正见众将一
个个顶盔冠甲捂得严严实实，出于体恤下属之意，传令众人“卸甲”。没想到接连几声“去甲”，众将没有动静。最后只听得年大将军复述了一句“卸甲”，大家才齐刷刷脱去盔甲。
河南“红顶煤商”的撤资过程恰好是“卸甲”故事的现代版。仔细拆解一下，无论是拒绝“卸甲”皇命的将领，还是无视“撤资”中央政令的“红顶煤商”，都熟知同一条官场定律：县官不如现管。他们都心如明镜一般地知道：违背直接上级指令的代价远远大于违反最高层机关命令的代价。因为在自上而下、层层授权的压力型权力体制内部，官员荣辱成败的最大决定权往往操纵在近在咫尺的直接上级手中，而远在天边的“中央”却常常鞭长莫及。
那些“红顶煤商”心中自有精明的计算：中央政令虽然言辞激烈，但中央政府单枪匹马对付千千万万个官商，指令层层下达、效力层层递减，最终注定是力有未逮，即使过了“9·22大限”还不撤资，处罚也未必会准确无误地落到自己头上；而地方训令的杀伤力则大得多。
皇命不敌军令，这让雍正皇帝对年羹尧起了杀心，因为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同样，中央政令的实际效力明显不及地方训令，受损的是中央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讲，“撤资”已经不仅是整顿煤炭生产秩序的一项措施，而已经升华成为一场捍卫中央权威的战斗。
然而，不突破体制性障碍，类似中央政令不及地方训令的困局就无法消除。因此，治本之策莫过于变更单向和单极的权力体制。有评论者指出，“伸张民权”是捍卫中央权威的最佳方法，真可谓一语中的。若是决定官员成败荣辱的决定权操之于普通公众之手，凝聚民意的“撤资”中央政令一下，哪个红顶煤商敢不望风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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