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化经济学家的分歧有多大？

　　文/傅勇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名字会在数十年之后频繁出现在中国的报刊媒体上，因为往常它只会占据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偏僻角落，或是在研究报告中偶尔露面。

　　20世纪30年代初，霍夫曼通过设定霍夫曼比例或霍夫曼系数(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对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消费品和资本品工业(即重工业)的相对地位变化作了统计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各国工业化无论开始于何时，一般具有相同的趋势，即提出随着一国工业化的进展，霍夫曼比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就是著名的“霍夫曼定理”。

　　自去年年底以来，国内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开始频繁地对霍夫曼定理发难。其中，颇具影响力的观点是把节能同限制重工业发展联系起来。其依据是，目前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近四分之三来自重工业，而重工业是高资源、高

能源消耗的，随着近几年重工业的迅速发展，能源消耗的强度也随之加大。当前，

信息化时代方兴未艾，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部门，这种由重工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过时，我们大可不必重复西方国家的这条老路。这样，节能的矛头很自然地指向了重工业部门——只要限制重工业的发展同时大力扩张服务业，巨大的能耗就会自动地降下来。

　　没有人会反对节约，连富翁也不例外，除非浪费是为了满足炫耀的虚荣心。通俗地说，经济学是研究节约的一门学问，因此，节能赢得经济学家的一致力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如何节能的问题上，经济学家的看法却相当对立。争论激烈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是否应该重工业化，这个问题从去年底到现在一直炙手可热。

　　众所周知，眼下中国资源环境方面的问题日益严重，专家数据耸人听闻——难道真的是霍夫曼定理在将我们引入歧途吗？

　　其实，就中国而言，即便是要找“罪魁祸首”，发展重工业更直接的依据更可能来自于人们的一个观念:“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主要是重工业部门)优先发展”，因此，把责任归咎于霍夫曼定理略显牵强。

　　除此之外，霍夫曼定理作为一个统计现象，只是对过去经济发展轨迹的一个总结，是否具有普遍性关键要看其背后有没有经济规律的支撑。笔者认为，撇开这种观点的合理成分不谈，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仔细讨论。

　　首先，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了一个更洁净的地球，我们真的愿意放弃宽阔的房子、凉爽的空调和便捷的汽车吗？对此，经济增长的怀疑论者或许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考虑到生产消费的增加所带来的痛苦影响，经济增长是得不偿失的。可是，在表达浪漫伤感的同时，这一肯定回答否定了人类生产发展的全部历史。幸运的是，大多数人认为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努力还是值得的。尤其是当我们想到许多国家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人民却生活拮据的时候，就会更加坚信这一点。

　　其次，人类耗费资源、污染环境从事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消费，这在很多时候是一个足够正当的理由。问题不是要不要重工业化，而是我们是否愿意放弃某些消费。只要我们渴求房子、空调和汽车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我们就不应刻意地限制提供这些物品的重工业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因为重工业所带来的能耗和污染而因噎废食，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在增加消费所带来的收益和由此造成的成本之间做出理性的权衡，而不仅仅是追求节约。与此相连的一个问题是，产业结构升级变迁的动力源泉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呢，还是可以人为加以调整的？因为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因而，消费结构的变迁将引导生产结构的变迁，而不是相反。

　　再次，节能和发展重工业也没有必然的矛盾。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必然会导致或多或少的能耗，所以节能只能是个相对概念。降低重工业比重固然可以实现节能，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正是因为重工业消耗了大量的能源，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在重工业领域实现大规模的节能。一些关键指标显示，我国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比如，我国每万吨GDP的能耗从1980年的4.28吨标准煤下降到了2000年的1.45吨标准煤。20年时间单位产值能耗下降64％；而同期全世界单位产值能耗平均下降了19％，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下降20％。随着循环经济模式的创新和推广，我们有理由期待重工业成为节能的前沿阵地。

　　最后，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既然我们已经注意到能耗问题的日益严重性，那么为什么浪费行为仍然相当普遍呢？我们知道，生产活动其实可以抽象成一个投入产出关系，而各种投入之间的比例是可以变化的，也就是说，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相当灵活的替代关系。比如，同样是生产粮食，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资本密集型而不是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那么要素之间的替代为什么会发生的呢？原因是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显然，如果石油的价格上升，我们就会更多地使用煤炭或核能等其他能源来替代对石油的使用。因此，现实中大量浪费资源现象的存在，表明我们的资源定价并没有反映其真实的成本，比如，给环境造成污染所带来的费用，过渡开发对子孙后代带来的影响，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特许权税(目前企业并不需要支付)。这些方面的改善有赖于资源产权的清楚界定。总之，重工业化或许是不可逾越的，但我们可以逾越的是浪费的生产技术以及落后的产权制度。我相信，仍然存在这样一个乐观的可能性，即通过发展节约型的重工业，我们的经济也能够为大多数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房子、空调和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