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有信心达成目标”——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196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职于美国富国银行，还先后主导了美洲银行及信孚银行改组工作，1993年至1995年曾担任美国副财长。纽曼现任富国银行荣誉主席，同时兼任道琼斯公司和GUS集团的董事，以及雷诺－日产公司顾问。现任深发展董事长。

　　记者陈雪　深圳报道

　　8月19日，新桥资本入主深发展(000001)后首份半年报出炉。

　　这份成绩单既有惊喜，又有不足。它显示该行各项经营指标出现好转的同时，资本充足率依然严重不足，不良资产尚须妥善处理，它们尤如两只拦路虎，横陈在深发展继续前进的道路之上。加之当下股权分置改革的政策要求，深发展似乎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以现有支付对价的方式解决股权分置，新桥投资代价巨大；不解决股权分置，深发展再融资困难重重，资本金难以迅速补充，进而影响其业务的大规模扩张。

　　难题都摆在了一个名叫法兰克·纽曼(FrankN　e　w　m　a　n　)的绅士面前。这位美国

财政部曾经的第二号人物，并且曾将美洲银行、信孚银行和韩国第一银行从生死边缘挽救回来的美国人，这次能给深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命运转折呢？8月23日，记者与他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这也是他就任深发展董事长以来，首次接受国内媒体采访。

　　改组目标明确

　　记者:从深发展刚刚公布的半年报可以看到，它的各项指标明显好转，作为管理层您对这份成绩单满意吗？还觉得有哪些欠缺？

　　纽曼:我很高兴您能感觉到我们的进步，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提高。虽然不良贷款率依然比我们期望的要高，资本充足率也比我们预料的要低，但这些都将成为过去。我们所关注的是今后的深发展是否能够不断进步，我们永远都不会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我们很有信心能达到我们的目标，并一直在努力使它能实现得更快。

　　记者:您这里所说的目标是什么？

　　纽曼:一是资本充足率能够达到监管标准；二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尽快降低不良贷款；三是令银行的盈利能力有所提高，为股东提供更好的回报；还有另外一个财务方面的目标，使我们银行的管理符合高质量、高标准的要求。我们要使深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声望和成就。

　　正如您所知，我有一些“修理”问题银行的经验。在韩国第一银行与深发展之间最重要的不同是，韩国第一银行是由政府承担了坏账，但它的盈利能力并不是特别强，必须加以提高，在五年内我们确实实现了这个目标。而深发展的问题贷款比韩一银行多很多，但基本盈利能力要好很多，一旦解决了不良资产包袱，我们的发展会非常快。

　　在韩国第一银行做的另外一件事是，我们几乎从无到有建立了零售业务，原来它的业务基本上只是公司业务这一块。这点跟深发展相似，深发展现有的业务构成是:85％为公司业务，15％为零售业务。因此，我们的另一个目标是在今后几年使零售业务快速增长，在比例上它将上升到35％－45％，同时发展对公业务，最终使整个银行的业务结构会更趋于平衡。

　　记者:以您多年的银行经验看，好银行是个什么概念？深发展将来如要达到这个标准，它的经营指标是什么样子的？

　　纽曼:这是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对银行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也非常复杂。应该说要看如何组合我们的经营指标，比如资本、不良资产、整个业务构成、增长率，还有资产负债表的管理、资金来源管理等。深发展已经成立了一个全新的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王博民行长助理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一个好的银行必须有健康的资产负债管理。另外还有产品的创新、成本收入比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好银行的有形的指标。还有一些无形的，比如好的员工、强有力的管理，以及令优秀的员工们能够在一起工作的凝聚力。

　　记者:您的管理团队已调整完了吗？满意吗？

　　纽曼:已经非常接近，但是还没有完全调整完毕。有些事还有待我们去做，比如很多人是新加入到深发展的，或是在深发展重新担任一项工作，他们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适应这些工作。

　　记者:在我们看来，银行似乎都是一样的，存款，放款。深发展将来的特色是什么？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纽曼:非常好的问题。

　　银行的工作是为顾客服务。将来深发展的特色就是，持续不断地为顾客提供最高水准的服务。我们要时时刻刻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顾客会对什么样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感兴趣？顾客能不能在深发展得到最先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在其它国家可以看到，银行服务质量和对存在问题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不然顾客很快就转到其它银行了。

　　另外，银行网点开设的位置也非常重要。在加州有个笑话说的是，开设银行有三个最主要的因素:地理位置，地理位置，还是地理位置！所以，零售银行最好都开在零售商店旁。(大笑)当然，这只是个笑话。对于银行而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但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服务也非常重要。银行的服务不好，地理位置再好也没用。

　　补充资本有一揽子计划

　　记者:我非常希望跟您讨论一下如何实现以上各个目标。首先，资本充足率怎么达标？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纽曼:上半年的成绩单里有一项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的资本充足率从2.3％提高到3.1％。虽然我们的数字依然低于监管标准，但我们却觉得非常骄傲，这看起来有点滑稽。我想说的是，这个数字的提高幅度确实非常大，也非常重要。

　　中国银监会的标准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4％，二是资本充足率达到8％。其中最富有挑战性的是使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4％，因为一旦我们达到这个4％，再完成另外的4％就容易得多。在过去半年，我们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已经提高了0.8个百分点，对4％来说，我们还差0.9个百分点，您可以猜一下需要多少时间。

　　记者:如果仅靠内部经营利润来补充资本金，我猜需要半年时间。

　　纽曼:是的，没错。

　　除此之外，我们还计划从市场筹集新的资本，这能使我们更快地达标，它有助于支持我们的企业更高速的增长。否则，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达标。

　　深发展的筹资计划可能是一揽子的，我们希望今年下半年能够进行私募，以及配股。不过，也许这次我们并不能进行配股，那么在我们的资本充足率达到4％之后，可能会请求股东大会批准我们发行次级债，借以达到第二个4％的指标要求。当然，对此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官方正式的决定，一旦董事会达成共识，我们将马上把它提交给特别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记者:在这个筹资计划安排中，时间顺序看来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一步是通过私募达到4％的核心资本充足率，然后发行次级债使资本充足率达到8％，而配股可能是排在最后。是这样吗？

　　纽曼:您说的也许是对的。但正如您所知的，证监会正在进行

股权分置改革，这会影响我们的筹资计划安排。是的，很可能我们先做私募，然后是配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难解

　　记者:私募是否需要先解决股权分置？

　　纽曼:这也是我们想向监管部门请教的问题。我们一旦做好这些详细的计划，就会及时征求监管层的意见。

　　记者:如果做最坏的打算，所有的筹资都必须以先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为前提的话，今年的时间是否紧张得不足以完成？

　　纽曼:非常好的问题。对我们而言这有两个可能，一是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股权分置的方案，很快地把它解决；另一个是继续通过我们的内部经营管理把资本充足率提高，但这需要更长的时间。无论如何，我们迟早会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以便能够在这个市场上更正常的运转。

　　在此，我想就股权分置改革略加评论。就深发展而言，我们目前没有解决方案，但对此非常关注。深发展的股权结构与其它公司最大的不同是，它有72％的股份是可流通的，而其它许多公司的法人股比例非常高，只有20％到25％可流通。所以，对其它公司有用的方案可能对我们来说不适用。我们的法人股比例非常低，如果支付对价，会比法人股比例高的公司更困难。所以，我们想找到一个不同的方案，这是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记者:有没有大致的思路？

　　纽曼:目前还没有。

　　记者:在您看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否迫切？

　　纽曼:我想这恐怕取决于证监会。我个人认为，法人股比例高的公司应该是迫切的，而对于像我们这样法人股比例很低的公司，可能应该给予更多的时间。

　　记者:但是，从融资“倒逼”股权分置改革这个角度看，是不是就显得迫切了呢？

　　纽曼:正是。我希望证监会能够考虑整个银行业的特殊情况。我理解证监会对资本市场的关注，这确实是非常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但银行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对经济起着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所以特别希望证监会允许银行业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之前，能够解决融资问题。

　　记者:您在股东大会上表示，政府和监管部门非常支持深发展，您认为这种支持会体现在股权分置改革及再筹资问题的解决上吗？

　　纽曼:他们确实非常支持我们，我也希望继续得到他们的关注，但这最终需要证监会做出决定。

　　或将引入战略投资者

　　记者:国内市场对私募可能会感到非常陌生，您能否透露一些更多的信息？

　　纽曼:我们知道银监会对此非常感兴趣，有一些大的银行和公司已披露了私募的计划。现在也有几家公司对深发展表示了非常大的兴趣。

　　记者:我们可否将私募理解为引入战略投资者？

　　纽曼:可能是战略投资者。他们只是长期持股，并不参与管理。

　　记者:这会不会稀释新桥的持股比例，甚至引起股权之争？

　　纽曼: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中国监管部门对外资进入银行业的股权限制是不得超过25％，新桥买了17.89％，即使是引入一家或二家战略投资者，那么新的外资投资者最多可持股的比例是7％左右，所以不会对新桥的控股地位有所影响。我们可能采取的另外一个解决方法是，引入五个不同的国内或国外投资者，各持1.5％的股权。

　　相对于配股，私募是向特定的一小部分投资者发行。我们是从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考虑来做这个计划的，希望借此使我们的资本满足监管要求，但不希望造成您所说的股权之争。

　　当然，即使没有外资的话，我们每个月也会赚钱，也可以补充资本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核心资本充足率从2.3％增长到3.1％这么高兴。半年时间就提高0.8个百分点，在没有新资本注入的情况下达到这么快的速度，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处置不良贷款开端很好

　　记者:您刚才谈到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降低不良资产，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吗？

　　纽曼:我想打个比喻。这好比有一个水缸，第一件事我们要把水龙头关掉，这样就不会有新的不良资产流进来；第二步把水缸的塞子拔起来，让原有的不良资产流出去。而这两个工作一同进行比较重要。所以对深发展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加强信贷审核，不要产生新的不良资产；第二步就是建立一个特别好的队伍，去拔掉那个塞子，把不良资产处理掉。这项工作现在由我们的高管王骥负责，他带领着138个人的不良贷款清收队伍。他们非常出色。今年上半年他们处理了10亿的贷款问题，其中大部分是不良贷款，他们收回了100％的本金。我从未在任何银行见到这样优秀的成绩，其它银行可能只能收回80％至50％，但我们却收回了100％，这让我非常受鼓舞。当然，以后我们不可能都是100％收回不良资产，也许以后我们的收回比率是70％，但我们的开端很好。另外，现在深发展业务正在扩张，我们又把水龙头关掉了，没有不良资产进来，那么整个不良贷款比率就会降下来。这个数字您可能已从半年报中看到了，从11.41％下降到10.74％，虽然还是有些高，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进展。

　　记者:您认为不良贷款比率降低到多少是令人满意的？

　　纽曼:降到一位数字以内，这就跟银行同业差不多。

　　暂时不会分红

　　记者:那么在提高盈利能力方面，您主要会做哪些工作？

　　纽曼:你可以从半年报里看到，计提拨备前我们的利润非常可观，这是因为我们在18个城市的分行业务都做的非常好。现在我们正在引入新的产品，尤其是在零售业务方面，就在几个月前我们还推出了一个新的理财产品。我们还努力在几个方面提升我们的零售业务，如住房贷款、信用卡、理财产品等等。除此之外，我们在贸易融资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还会在人数和财富增长最快的地区新开几个支行。

　　记者:在股东大会上您提到，对深发展的期望会比对韩国第一银行更高，您的期望具体是什么？

　　纽曼:对美洲银行、信孚银行和韩国第一银行这三家银行我都有些整改的经验。1986年我加入美洲银行，它当时正处于巨额亏损的困难时期，但最终恢复了盈利并强劲增长；1995年改组信孚银行，同样很多问题，最后也非常成功；而在2000年我们对韩国第一银行改组也是如此。在整改银行的过程中，有些东西是一样的，有些是不同的。深发展给我印象最深是员工的精神，可能每个银行的员工都希望自己服务的银行能够成功，但深发展员工给我的感觉更强烈。他们每个人都更努力的工作，想使银行变得更好。这非常重要，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才使许多困难的事情变得更加容易。这是我对深发展信心的来源，但我们也必须明白，这需要时间来达到成功。

　　记者:您曾提过深发展的一个问题是冗员太多，您对员工精神的肯定是否会在感情上影响对员工队伍的精简？

　　纽曼:不，我们必须对员工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以尽可能地提高效率。在这方面，以前我在美洲银行遇到的难题比深发展还更大些，而韩一银行更加严重，但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深发展现在的成本收入比已从46％降到42％，这在银行同业内不算高。我们正在用我们认为的公平方式来处理冗员问题，并遵守必要的规则。我们还试图重新培训员工，使他们能适应新的岗位。去年我们的银行业务是收缩的，但今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增长，这令我们需要新的员工处理更多的业务。

　　记者:我看到您重组美洲银行后，它的市值增长了6倍。而新桥重组韩国第一银行的案例中，最初投入了5亿美元买入51％股权，到最后以33亿将韩国第一银行转让给渣打银行，也有相当增幅。我可不可以因此预期，深发展将来也会有这样一个增长？

　　纽曼:您想不想买我们的

股票呢？(大笑)我希望深发展的股东能够得到好的回报。以我的经验，只要深发展切实改善经营状况，一定会有很好的回报。

　　记者:今后几年深发展能不能给予股东稳定的分红？

　　纽曼:这要取决于董事会的决定。我期望，在我们资本的缺口被补足后，能像其它银行一样分红。但现在资本对我们非常宝贵，所以暂时不会分红。1986年我接手美洲银行时，它也停止了分红，直到二、三年之后才恢复。

　　彻底改革需要更长时间

　　记者:我想讨论一下您与新桥投资的关系。您对新桥投资和他在中国的负责人单伟建先生有什么评价？

　　纽曼:新桥投资是一个有着非常高的职业水平的团队。我与新桥的两个创始人—理查德·布兰(Richar　d　B　l　u　m　)和大卫·邦德曼(D　a　v　i　d　B　o　n　d　e　r　m　a　n　)交情深厚，我认识他们有15到20年的时间了。2000年加入韩国第一银行时，我又碰到了包括单伟建和唐开罗(Daniel　A　.C　a　r　鄄roll)等更多新桥投资的人，他们非常职业化，与他们合作非常愉快。当他们建议我加入深发展时，我欣然接受。

　　记者:还有其它原因令您加入深发展吗？

　　纽曼:新桥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新桥，我应该是不会来深发展的。但对我来说，这依然是个富有吸引力的机会。作为一个专业的“银行修理工”，我还没有关于中国的经验，而她又是这样一个正在经历高速变革的、非常奇妙的地方，这对我是个特别的机会。

　　记者:新桥作为股东，是否给董事会和您个人充分的授权？比如管理团队的重新组建方面。

　　纽曼:是的。董事会任命我为首席执行官，西方的用语就是老板。行长依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行长向我报告。这个董事会已给我“修理”银行所需要的权力的授权，当然也会监督我。董事会下面各个委员会尽职地从事他们的工作，比如筹资这件事是整个董事会的工作，所以上周我们举行了长时间正式的、严肃的讨论会，这就是负有责任的董事会应该做的事情。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有着非常出色的政府部门工作经历，这对您重组深发展有何帮助？

　　纽曼:在政府任职的经验，使我能够了解政府部门和监管者是怎么看待问题的。任何一个国家，银行业是一个受监管的行业。如果懂得站在监管者的角度和立场看待问题，就能够帮助我们与监管者进行更好的沟通。

　　记者:与韩国第一银行比较，您对中国提供给您的改组深发展的外部环境是否满意？

　　纽曼:中国的外部环境非常好。中国变革速度非常快，举例而言，董事会治理结构方面的改革，在美国花了五到十年时间，在中国只花了二、三年时间。而且，政府部门的官员也非常努力工作，虽然有的时候与不同的部门打交道有点复杂，不过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记者: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新桥投资对重组深发展有没有时间表或是具体经营指标的要求？

　　纽曼:没有特别详细具体的指标。新桥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韩国第一银行用了五年时间进行彻底的改革，而新桥以往所做的大部分投资也都是长达四到六年的。他们能够理解，完成整个彻底的改革而不仅仅是好转，需要更长的时间。也许有的公司改革立竿见影，但这未必是健康的。新桥所希望的，一定是一个健康和成功的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