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理论的背后

　　文/傅勇

　　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曾经说过，“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的确，该理论令人信服地证明，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遵循“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都会无一例外地增进本国福利；相反，任何限制自由贸易的做法都会损人又损己。因此，没有谁会对开放 贸易有所保留。

　　崇尚自由贸易的主张由此成就了这位“世界小姐”。然而，世界似乎并没有像理论家那般地痴迷于她的优美。中国自身的遭遇是最直接的明证。从“入世”谈判到“入市”之辩(指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我们一路走来，并不平坦。最近，欧美推动纺织品“设限”稍有平息，又传来中国鞋欧洲遭遇反倾销的消息。欧盟的如意算盘是:对中国鞋反倾销调查将分三步走，继欧盟委员会将于近日启动对中国产的劳保鞋实施反倾销立案调查后，预计又将分两个阶段对中国产纺织面料鞋和皮面皮鞋实施反倾销调查。可见，“中国制造”在世界各个角落攻城拔寨的同时，也备受“围追堵截”。这表明，即便是在WTO框架下的后配额时代，国际贸易的自由天空也并不明朗。那么，比较优势这样“美”的逻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比较优势理论也不例外。后来有人指出，该理论的完全成立必须满足多达16个的前提假设！比较优势理论虽几经发展，但总的说来，一个重要的假设被接受下来，即假定国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而且价格竞争是唯一的方式，这无疑为比较优势理论涂抹了一层“田园诗”般的色彩。除了成本价格因素以外，跨国公司当然还有众多的市场势力来源。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家利益博弈的载体，直接商品交换的好处很多时候还会受到诸如政治、军事等其他因素的干扰。下面几点说明将进一步表明自由贸易很难从经济交换这一视角推演得到。

　　首先，自由贸易虽然能够实现“双赢”甚至“多赢”，但实际交换比例的确定并不和谐。假定面包和帽子的交换比例只要在1:5和1:10之间，贸易双方都可获利。但是最后的价格到底如何却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涉及到贸易两国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谁应该更多地享有贸易带来的好处。这无疑是一个煞费苦心的讨价还价过程，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这要由各国的相对实力来决定。而限制商品自由进口就成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如果别国商品已经长驱直入，商品价格就完全由两国的市场情况决定，政府也就没有干预的余地。

　　其次，对于富裕国家来说，自由贸易在增进本国福利的同时，也可能削弱自己的领先地位。我们知道，通过国际贸易，各国的要素收入有一种均等化的趋势，这是资源在世界范围优化配置的结果；换言之，自由市场经济类似于一种连通器——不存在任何壁垒的情况下，各国的人均收入会趋同。这表明，虽然各国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交往并可实现互利，但发展中国家将会在此过程中向发达国家“靠齐”。

　　理论上说，自由贸易确实可能实现世界“大同”，然而，这是发达国家愿意看到的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虽然它们也会从中受益。我们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本国居民收入的绝对提高，另一个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对提高。国家之所以关心自己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是因为保持对别国的相对优势是谈判能力的源泉，而谈判能力是确定价格，进而优化本国贸易条件的关键。

　　这样看来，对发达国家来说，自由贸易显然是把“双刃剑”:可以增进本国的福利，但也会给落后国家提供“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当然不愿与大家平起平坐——毕竟，大多数人都愿意做一个手握大权的封建君主，而不愿做一位现代公民，虽然前者没有家电、汽车，但却享有无上的权力。所以，国际贸易永远存在，但永远不会完全自由。

　　再次，贸易虽然能增进国家整体福利，但可能会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从中国进口鞋子和服装，欧盟可以将相应的劳动力和资源转移到其他部门，比如去酿造更多的葡萄酒，用增加的能换到更多的鞋子和服装。但是对本国生产鞋子和服装的工人来说，可能要面临一段时间的失业，特别是对企业主来说，会破产倒闭，至少是生产减少。他们当然不愿为增进一般消费的福利而去做嫁衣裳，政府就可能会受到他们的游说并限制鞋子和服装的进口。自由贸易政策因此再次被束之高阁。

　　最后，自由贸易还可能陷入臭名昭著的“囚徒困境”。中美两国当然都知道实现自由贸易的对双方都有好处，但谁先迈出“友好”的第一步呢？假设中美达成开放协议，中国打算废除各种贸易壁垒，但是谁又能保证美国会信守诺言呢？当然，美国也会有相同的顾虑。最后，贸易的自由化只能试探性地亦步亦趋地“爬行”。随着谈判国家的增多，达成一致的难度也就越大。结果，世界各国就像一团互相紧紧钳制的螃蟹，在自由贸易的光明大道上寸步难行。

　　总之，实现自由贸易就像上天堂，每个人都想去，但都不想去得太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道路仍布满荆棘，要分享自由贸易的甜美果实，所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和智慧，还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