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义明：枪挑科龙的人

　　以小股东身份向公司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使上海律师严义明成为“科龙案”的一个核心人物。作为科龙中小股东的利益代言人，他想得到的是什么？

　　文/严悦

　　7月12日，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严义明律师，作为持有100股科龙电器的小股东，通 过上海证券报及新浪网向科龙电器全体股东征集提议权及投票权，提议召开科龙电器临时股东大会，罢免公司包括董事长顾雏军在内的三名非独立董事及三位独立董事，同时提议选举严义明、林炳昌、朱德峰等三人为科龙电器新的独立董事。

　　科龙事变

　　从7月12日开始，科龙电器原本已悬于一发的紧张局面再次急走直下。7月14日，科龙电器(000921)发布公告，称由于今年5、6月份的销售较去年同期减少50%以上，今年上半年公司将出现较大幅度的亏损。当晚，公司发布停牌公告，称由于将披露对股价敏感资料信息，7月15日全天将停牌，并在资料公布以后恢复交易。之后在16日，科龙发布公告称当日继续全天停牌。

　　7月19日，公司公告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的保证合同纠纷已由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依法冻结公司银行存款1710万元，或查封、扣押等值财产，此外还将冻结公司所持华意压缩(000404)22.73%的股份。同日，公司披露在发布停牌公告时所谓的敏感事项，其股票同时恢复交易。披露的内容是，因遭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诉讼，公司近1.4亿元资产被查封冻结。

　　原本以为由于首尝以小股东身份向公司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而成为科龙案件另一位核心人物的严义明一定也随着科龙的这一系列变故处于非常状态，但他的律师事务所里却是一片宁静。一切如常运转，科龙掀起的巨大波澜似乎并未波及于此。如严义明所描述的，到目前为止一切进行顺利，整个团队没有遇到什么压力，工作环境尚属宽松明朗。他并不认为市场对于科龙的极高关注度会影响使之成为事务所的全部，“做不做科龙的案子我们都一样要工作，现在只是多了一件事情，仅此而已。”

　　抛“科龙”砖引“独董”玉

　　严义明关注到科龙是在2004年下半年“郎顾之争”时。8月份，郎咸平在上海一家电视台指出格林柯尔有很多不当收购行为，并且没有理会格林柯尔发出的律师警告函，将《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的长文直接在国内门户网站上公布。当时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于是在8月16日正式以“诽谤罪”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这便是后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郎顾之争”亦称“郎顾之讼”。

　　这么些年来从事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严义明基本都不收费，他的目标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形成影响使证券市场变得更透明和公正。“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自己做些贡献和努力也是应该的。既然现在自己能够做到衣食无忧，那么也有条件去从事另外的一些工作。我觉得一个人的追求目标不应该是衣食无忧而已。”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于今年5月1日开张，其开张、运作的成本都由他自己承担。目前连带工资房租，大约每年在100-150万。“做不做这个事情总是有这笔开销的。现在还都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在一般情况下，征集股东的投票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就总体来看中国证券市场，股权的集中度太大，“一股独大”。通常在国有企业里，股权平均集中度在60-70%之间。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严义明认为把投资者权益保护案件作为市场来做不具备很大现实性。“我对这有很清醒的认识。”但是比较偶然地，科龙的股权分散性较大，大股东占有26.43%，其他香港H股占有46%左右，大陆占有20%左右。“所以它的可操作性比较大。”他十分强调此项案件对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抛砖引玉的作用。这本身对于中国证券市场也会起到基石性作用。

　　在严义明提议的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林炳昌是一名香港律师。因考虑科龙在香港有H股，有一名香港律师配合会比较顺利，加之林炳昌曾做过廉政公署高级调查员，遂被严义明列为合适人选。而他与朱德峰的结识存在着小小的戏剧化因素。当时他在港泰大厦办公，一次下楼吃饭时被在隔壁大厦上班的朱德峰认出，这就是在电视上经常出现的严律师。两人的话题从证券市场谈到中小投资者保护，他发现朱律师对此既专业又热心。因各方面没有太大的冲突，3人就此结成同盟。

　　与此同时，严义明的家人和朋友都很支持他的工作。“我的朋友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对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都有危机感，支持并且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他的脸上写着欣慰。“我们也不会因为科龙这个案子本身的成败而停止这方面工作。今后仍然会花很大的精力去致力于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无论成败。”

　　从“迷失”中走出

　　“我的职业规划也是一直有变动，实事求是说。”严义明并不以这样的“变动”自豪，谈起时夹杂了些许无奈。进入行业初始，他希望自己成为成功的律师，而当时对“成功”的理解就是创收大。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会在积累两年律师经验之后，转而找到日本律所合作受理涉外案件。“有一段时间只做涉外，创收也就提升得很快。”似乎可以达到自己原来定义的“成功”时，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觉得作为律师不应该只顾创收，否则还不如去做生意。“律师具有从职业产生的社会责任，何况我在证券市场也被骗过，所以意识到应该为证券市场的公正和法制的建立做一点事情。”

　　严义明一直认为，所有学过法律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为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公平公正，从不同角度和程度去做贡献的理想。他去日本时看见日本律师协会的机关杂志名字就是《自由与正义》。日本对于律师的定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律师生涯进行到1996年时，他也曾一度“迷失”??他自己这么称呼那半年，他放弃了律师职业。

　　1990年代中期，法院改革，经济庭法官可以直接受理案件，其收入也和办案量、办案金额挂钩。由此法官就找律师介绍案子。他骤然感觉这纯粹是做生意，还不如自己下海。当时伊藤忠商社为旗下一个合资企业的筹备组招收工作人员，他就去应聘，当上了筹备组负责人。“可是还是不死心。”他笑笑。一面在筹备组工作，一面仍然关注着司法界的动态。过了不久，法院改革得到纠正，他通过重新审视又坚定了原来的信念。半年之后离开伊藤忠，回到原来的律所。“经过那次迷茫以后就很坚定，希望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如果仅仅为了赚钱不如学做生意。做了律师还放弃自己的职业，心里就是说不出的难受。”

　　困难和压力都存在，这更使他现在做的一切显得珍贵而有意义。“我始终认为，正义的伸张，公正的实现，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人会承受压力，甚至为此付出一定代价。如果需要我来承担，那么我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做了这个事情，不能退缩了就把事情推卸到没做的人身上。”

　　每次离自己的目标更进一步时，严义明都觉得内心获得真正的平静。只有正义得不到伸张才会让他激动。42岁的他，现在每天仍然工作不少于12小时。“在看得见的将来我还会如此努力。但是10年以后我也无法预知，很可能市场已趋完善，就不需要我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