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改革治理中国宏观调控痼疾的良方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长久持续的发展，我们在汇率政策上的传统意识和管理方法显然已经过时，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正因如此，我国政府在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的基础上，把握时机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正确的

　　我们的货币化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了，我国货币供应量占GDP的比重已堪称之最。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能拿以前二十多年来的经验数据来衡量、说明或判断今后货币供应量增 长的合理水平，否则我们有可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日前，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明朗化，同时，政府决定从此以后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而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自1994年以来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的首次重大改革，它将解开近两年来困扰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症结，可以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扩大内需以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

　　宏观调控遭遇困惑近两年，表面上不错的经济增长中，总感到有些不和谐音，有些数据指标是明显不愿看到的。比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增长过高；能源、交通、原材料消耗的巨幅增长及其价格的双位数劲升；贸易磨擦不断；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并起伏不定；利率调整好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暂时不知向何处去，等等。总之，去年以来国际国内的各种经济信号混沌不清，使人感到不知所措，以至影响我们对宏观经济的准确判断，至今仍有许多看不明、说不清的事项，甚至许多外国经济专家来到中国看了以后也直摇头。

　　回顾近2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两年经济走势确实常有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之处。比如，在1984－1985年、1988－1989年、1992－1994年等几次经济过热中，经济表现多为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货币信贷失控、物价迅速上涨，外贸及外汇上则会出现进出口大幅增加并转化为逆差而且导致外汇储备下降以及人民币贬值和通胀同时发生，等等。这时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方向上也相当明确和简单，无非是紧缩财政信贷(以前叫“双紧”政策)、提高利率(在1989年和1993年还采取了储蓄保值贴补的措施)、压缩基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等等。

　　但在这次我国经济过热增长中却出现了一些完全不同的现象:虽然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物价上涨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一致，表现为正相关，但进出口方面却在进口大幅增长的同时出口也大幅增长，并未表现为贸易逆差，而是出现巨额顺差并有所扩大；外汇储备也未见减少，反而出现巨额增长，表现为负相关。同时，在全国无论是消费品价格还是生产资料价格均明显上涨的情况下，人民币不仅未反映出贬值压力，反而升值压力巨大。

　　随之而来的是宏观调控遭遇难题:如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针对投资严重膨胀、经济增长过快、通胀明显等现象，应该是毫不犹豫地调高利率(何况我国正处于一个低利率时期)，但实际上我们却受到了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美元低利率的挟制，难以提高利率到足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水平。因为调高人民币利率必会吸引大量国际热钱更多涌入中国，炒作人民币升值预期，这会给人民币带来更大的升值压力。另外，从汇率本身来看，国内通货膨胀明显(2004年CPI上涨3.9％，生产资料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增幅十分突出)，人民币意味着贬值；但在国际上却对人民币刮目相看，具有强烈的升值预期，美日等国多次要求人民币升值。由此甚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另外，还有人对我国的利率政策也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有人从我国当前宏观调控的角度出发，认为应该毫不迟疑地提高人民币利息；而有人则从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的角度出发，认为人民币应该降息。所有这此问题纠缠在一起，常常使我们感到困惑、甚至有宏观调控不知从何着手或如何控制之感。

　　经济矛盾主要缘于汇率那么，到底我国经济生活中如此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一切缘于汇率，即由于人民币汇率定价不准确(未按市场定价)，才引发了我国在经济过热增长中出现的种种矛盾现象。

　　人民币之所以在国内存在明显通胀的情况下还有升值压力，说明人民币估值过低。而人民币估值过低主要是由于两个主要因素形成的:一是从1994年起人民币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生成机制、并确定人民币兑美元8.27:1的汇率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十年来其经济增长速度显然是美国不可比拟的，这导致事实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理应升值；简单地说:十年过去了，我们并未根据两国的经济发展、市场变化等情况对人民币汇率做出合理的重新定价。二是美元近两年连续贬值，这使人民币相对其他外国货币跟随美元出现了变相贬值，这显然是一个方向上的错误，因为中国十年来经济强劲增长，相对经济缓慢爬行的欧日等世界主要货币国家，人民币应该升值。这显然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于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就由此而来。那么，为什么人民币在通胀压力的情况下还有汇率的升值压力呢？这是由于升值的压力远远大于通胀贬值的压力，即通胀贬值远远抵消不了人民币低估的幅度。这反映出:十年之后的今天，人民币币值的偏离度实在太大了，这是我们分析研究当今中国经济一系列问题的症结所在。或者说，解决人民币汇率定价的不准确，是解开今天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一切矛盾现象的一把钥匙。

　　正是由于汇率估值过低，才使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随使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中国，这是中国为何固定资产投资高涨、上海等地出现房地产泡沫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人民币汇率过低，才使得中国商品在国内经济过热增长的情况下，仍保持了出口的持续强劲增长，并且顺差巨大；正是由于人民币汇率过低，才使得在国内经济过热并大量使用外汇抢购国际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的情况下，外汇储备仍表现为巨额增加。同时，也正是由于人民币汇率过低，才使得中央银行不得不因收购市场上过多的外汇资金而吐出大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从而使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多；同时令利率工具难以使用，因此即加大了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进而，由于利率无法较大提高(存贷款各升0.27个百分点)，才使我国出现了负利率现象，等于事实上在鼓励社会追逐投资。这是我国投资膨胀压而不降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从某种角度讲，人民币汇率估值过低，一方面造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许多扭曲现象，另一方面又使宏观调控的许多政策工具难以启用。这就是当前我国宏观调控为何感到别扭的关键所在。

　　落伍调控理念与手段需要反思那么，针对我国目前在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进行有效调控呢？

　　第一，汇率是最重要、甚至是基础性的经济调节杠杆，并且灵活有效，而我们长期以来却人为弃用，这是造成此前我国宏观调控被动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汇率问题上缺乏市场操作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对人民币形成巨大的贬值压力，当时确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对人民币汇率固定不变或汇率不能随意调整的概念。实际上，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除非它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并且自动放弃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性随时存在，币值肯定随时都会发生调整、变化，一成不变的汇率安排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更何况对中国这个在国际上迅速崛起并日益重要的经济大国呢。

　　汇率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也像货币政策一样，在于预调和微调，如果等问题积累到足够程度时，那么大幅变动必将对宏观经济造成较大冲击。尤其在汇率预期(升或降)明显并吸引大量国际热钱的情况下，此时的调整常常一方面会造成本国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还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因而，每到此时必会有骑虎难下之感。而这个时候如果汇率继续维持不动，利率政策即难以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这就是香港实行联系汇率条件下，为何放弃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原因。

　　可见，汇率是利率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反过来，利率政策的调整又会影响汇率升降。所以，相比较而言，汇率创造基础条件，具有经济调节的基础性作用，既是一个稳定器，又是一个调节器。其作用利率政策是不能取代的。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如果致使汇率失去灵活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那么宏观调控必然难上加难。因此，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长久持续的发展，我们在汇率政策上的传统意识和管理方法显然已经过时，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正因如此，我国政府在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的基础上，把握时机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正确的。

　　第二，与十年前相比，我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增加了当前宏观调控的复杂性，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十年前，包括1993－1994年中国经济最近的一次过热增长中，我们调控经济主要面对的是国内问题，根据国内的情况制定相关政策即可，不必或较少顾及国际因素。但是今天我们进行宏观调控时，却发现仅仅考虑国内经济状况和国内因素是完全不可行的，必须面对国际经济形势，必须考虑美日欧等经济大国的经济政策及其相互影响。当然，中国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会对世界经济、美日欧等诸国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是由于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大幅增加，中国事实上已成为全球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了；并且，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加入世贸组织等因素，中国经济已经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或“一体化”了。所以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宏观调控如何，必然受到世界经济及诸经济大国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务必要认识清楚，这恐怕也是目前我国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某些长期实行的经济政策可能需要考虑进行方向性的调整。比如，长期以来我们为积极吸引外资而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为大力推行外向型出口政策而进行了大量的财政贴补，等等。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外汇短缺的国家，而已成为一个外汇过剩的国家；现在，我们不为缺少外汇而着急，而为外汇过多而头痛。那么连带着，我们也许不需要再花费大量财政资金补贴所生产的廉价产品进行不遗余力的低价外销。因为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第一人口大国来说，长远看下一步经济发展恐怕更重要的是培育国内市场即扩大稳定的内需，这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之根本。同时，还要注意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重点发展那些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高端产品，这也是今后我国长期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第四，货币供应量参照指标可能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我们不能简单地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数据做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而二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更高，甚至远远超过同期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到头来这成为一条衡量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合理与否的标准。其结果是使我国经济的货币化水平迅速攀升，2004年末达到185％，这在世界各国均属最高水平之列，尤其对一个经济大国来说更属世界之最。对这一现象，过去我们总是说我国是转型国家，用经济货币化的理论来加以解释。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的货币化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了，我国货币供应量占GDP的比重已堪称之最，到底有没有一个边？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能拿以前二十多年来的经验数据来衡量、说明或判断今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合理水平，否则我们有可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比如，1998－2001年我国四年平均货币供应量M2、M1大约分别平均增长14％左右。2002年明显提速，M2、M1同时都增长16.8％，创下了五年来的最高值。2003年则是更加放大的一年，M2、M1分别增长19.6％和18.7％。2004年因宏观调控而明显下降，M2、M1分别增长14.6％、13.6％。这当中明显看出:2002－2003年我国货币供应量明显过多，隧造成2003年下半年通胀压力开始重现。而直到目前，前几年投放过多的货币供应量显然未能完全消化(人民币汇率问题)，经济生活中仍存在明显的通胀压力。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不可完全相信以前形成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参数，也许适当，也许过多。笔者的看法是: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面前，我们宁可把货币供应量看管严一点，也不宜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