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证券留1.8亿贷款黑洞 天津开发区农行善后

　　

　农行天津市第三大街支行行长崔卫东因经济问题被查。图为该支行外景。本报记者谢晓冬摄

　　违规操作者农行开发区分行被指擅改统一合同，所截留的3712万元保证金疑被挪用

　　本报记者 谢晓冬 天津报道

　　“这是一次正常的职务调动。”

　　6月20日下午，农行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简称“开发区农行”)五楼一间办公室内，副行长杜广普如此解释两周前原行长郝建富的突然离职。

　　代替郝建富的是时任农行天津市分行零售部总经理李树丰。而杜广普走马上任开发区农行副行长也不到一周时间。在此之前，杜担任农行天津市分行计财部副总经理，与李树丰为同事关系。

　　但农行天津市分行一位高层领导向记者证实，郝建富的去职并非正常调动，而是源于对一笔重大违规委托贷款业务承担领导责任，郝已于6月初被正式免职。

　　中国证监会天津证监局5月18日出具的《关于开发区农行与亚洲证券委托贷款风险的有关意见》(简称《意见》)称，在郝建富担任开发区农行行长期间，开发区农行以及其下辖的第三大街支行，与亚洲证券联合导演了一笔未经审批的个人委托贷款业务，金额达18488万元，涉及2117名个人投资者。今年5月亚洲证券正式启动清算程序，此笔资金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

　　6月22日下午，农行天津市分行一位副行长向记者证实，就在郝建富被免职的同时，第三大街支行行长崔卫东因经济问题已被当地纪检部门“双规”。

　　本报记者赴天津就此事持续一周的采访证实，天津证监局、银监局均对此案展开了调查，其事实认定并无出入，但在围绕如何看待这笔委托贷款业务、如何评价当事各方的行为以及由谁来承担风险责任，双方至今存在分歧。

　　突击检查牵出黑洞

　　“如果没有那次检查，不知道今天会成什么样子。”天津证监局一位官员向记者感慨，此案一些当事人根本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那次检查”发生在2005年3月26日，当时天津证监局对亚洲证券位于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的营业部进行突击检查，历时整整一天。

　　一个背景是，此前的3月中旬，天津证监局组织召开了辖区证券机构监管工作座谈会，重点传达了2005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精神，分析了辖区证券机构的经营情况和特点，以及当前机构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全市2005年机构监管重点作出部署。

　　参与突击检查的天津证监局一位官员介绍，此次突查意在掌握证券公司是否存在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是否新增个人债务等违规问题。

　　在3月26日的突查中，亚洲证券与开发区农行合作开展的一项“多对一”委托贷款业务引起突查工作人员的注意。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办发[2000]100号”文件规定，委托贷款是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商业银行(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

　　而所谓的“多对一”委托贷款，是指除了委托人自找项目借款人外，商业银行将较好的自有项目推荐给多个委托人。

　　此次突查发现，上述“多对一”委托理财业务中，共涉及2117名个人投资者。

　　由天津证监局形成的《意见》称，“人民银行在2003年中期已将‘多对一’的个人委托贷款业务口头叫停，并经征询人民银行、银监会意见，视为违规。”

　　3月26日当天，天津证监局立即叫停了这项业务，并建议农行天津市分行立即对其再行检查。

　　在随后的4月，农行天津市分行对此案进行自查。至此，一笔存在严重违规的个人委托贷款业务开始显山露水。

　　未经审批的个人委托贷款

　　调查发现，亚洲证券与开发区农行的此次合作，肇端于2004年9月。

　　据天津证监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介绍，当时亚洲证券总部某高层在天津考察时，通过与第三大街支行行长崔卫东的个人关系，说服开发区农行高层共同合作开展个人委托贷款业务。

　　按当初的设想，委托人由亚洲证券方面在自己的客户中寻找，亚洲证券高层同时主动提出留下委托贷款金额中的20%作为保证金。双方一拍即合，并很快达成了《合作协议》和《合作备忘录》。

　　据《合作协议》约定：委托人是提供资金的个人，受托人/贷款人是开发区农行，借款人是亚洲证券。

　　随后，开发区农行陆续与委托人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同时，开发区农行又与亚洲证券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据约定，此贷款指定用于“国债投资”，银行与证券双方约定的年利率为4.779%，银行扣除手续费后付给委托人的年利率是4.629%，同时收取亚洲证券0.1%的手续费。

　　天津证监局那位官员介绍，此业务从2004年9月10日迅速展开。其中约230人在开发区农行营业部和农行友谊北路营业部办理，所涉资金达2480万元；在亚洲证券三家营业部和一家服务部，农行工作人员又现场办理了1880多户。截至今年2月25日，农行方面共与2117名个人储户签订合同，总额达到18488万元。

　　“不可否认，银行信用在投资者办理这项业务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一位投资者称。

　　调查显示，以截至2月25日的入账金额计算，农行方面仅从中获得40余万元手续费。知情者认为，如此低的收益与其相应承担的运营风险不成正比。

　　据《中国农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开办委托贷款业务的农业银行分支机构，需报总行审批，并持总行的批准文件及其他有关材料，向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备案。

　　但农行天津市分行作为开发区分行的直接上级单位，竟然对此笔业务毫不知情。

　　天津银监会国有银行二处处长史江平认为，所谓报批并非一事一报，银行有一定的自主经营权。

　　但天津证监局出具的《意见》称，开发区农行此笔委托贷款业务既未经农总行批准，也未按规定到当地监管部门备案，“存在故意逃避监管的嫌疑”。

　　被挪用的1.8亿元资金

　　郝建富的一位同事介绍，郝在6月6日前后被免去开发区农行行长一职。

　　农行天津市分行前述高层领导解释，郝建富个人并不涉及经济问题，目前仍留守在开发区分行，以协助处理此案相关事宜。“因为他了解情况，有利于事情妥善解决。”

　　来自天津证监局的调查显示，涉案的18488万元委托贷款，共分11批打入亚洲银行在第三大街支行的账户。随后，此笔资金的80%被电汇至亚洲证券上海总部，后作为“短期借款”科目被亚洲证券全部用于其他债务的偿还，而未按合同约定进行国债投资。

　　亚洲证券的前身为三峡证券，1993年成立于湖北宜昌，当时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2000年初，公司高层相中并迅速运作深南玻(000012.SZ)。

　　已公开披露的消息称，2001年5月，深圳证管办正式立案调查，认定三峡证券通过操纵深南玻股价获利2亿多元。

　　2002年4月，三峡证券更名为亚洲证券，并将地址迁往上海。同年8月，注册资本增至10.329亿元，银河证券、泰盛投资、邯郸钢铁(资讯 行情 论坛)同时入主，成为并列第一大股东。

　　据媒体报道，今年以来亚洲证券资金链严重吃紧，从各方拆借资金成为其惯用的手法。

　　天津证监局调查显示，前述18488万元中的20%，按《业务备忘录》约定作为借款人的保证金被扣留。截至2005年5月，该笔资金为3712万元，经第三大街支行分6笔全部用于天津市中原绿洲科技有限公司开立定期存单，后作为该公司办理4笔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质押。

　　资料显示，中原绿洲科技有限公司主营生物工程技术、花卉苗木批发等，地址是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镇东堼村。

　　天津市证监局方面一位官员介绍，此案已移送司法机关，目前尚未收到立案通知。该局出具的《意见》称，农行方面将个人委托贷款资金的20%作为保证金扣留并挪用，“严重违反委托贷款操作程序，说明其违规操作实际上也有动机可循。”

　　谁来负责

　　“银行既然与投资者之间签订了有效合同，就应该按合同约定各自承担风险责任。”开发区农行副行长杜广普告诉记者。

　　但天津证监局不认可这一说法。该局调查显示，部分《借款合同》上本应由投资者亲笔签字的，实则由经办此业务的一些农行员工代签。另外，农行事先修改了统一规范的合同文本。

　　2000年6月底，农总行先后颁布了《中国农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委托贷款委托合同样本》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样本》等。但在此次个人委托贷款合同书上，开发区农行制作的格式化合同，将有助于委托人了解委托贷款实际含义及保障委托人利益的相关条款均予删除。

　　一份由投资者出示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显示，其中并无关于委托贷款风险提示的任何信息。

　　而在合同样本第六条则写明：“若借款人在借款到期时不归还借款本息，甲方(投资者)不得提取委托贷款基金；委托贷款损失的，乙方(农行)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返还部分或全部委托资金。”

　　“开发区农行的这种修改，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动机。”一位业界人士指出，普通投资者目前尚不具备这类风险的控制能力，开发区农行本身存在合同欺骗之嫌。

　　调查显示，亚洲证券与开发区农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也删去了样本合同中规定的第10条。

　　样本合同第10条规定：“乙方(开发区农行)根据委托人在委托合同中的约定，同样作为本项贷款本息的担保人，并另订立保证合同或抵押合同执行，担保人应督促甲方(亚洲)履行本合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知情者介绍，按照农总行的相关规定，银行应对该业务“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和协助收回”。但此案中开发区农行未履行这一职责。

　　“亚洲证券那时的经营情况如何，农行不可能不知道，你以为农行就那么好骗？”亚洲证券一名部门经理对记者说。

　　农行天津市分行一位高层也表示，当时确实对亚洲证券的情况有所耳闻，但顾及因素颇多。

　　“亚洲证券的总部在上海，对其资金流向的调查会受到许多限制。”农行天津市分行前述高层人士表示。

　　天津市证监局形成的《意见》，对开发区农行的行为定性是“严重违规”。但作为农行监督部门的天津银监局，对此定性持保留看法。

　　善后难题

　　“实际上，这笔个人委托贷款业务涉及的金额远不止于此。”参加突查的天津证监局一位官员介绍。

　　一个细节是，突查人员发现，当时尚有4000多万元已经归集的个人委托贷款资金正准备打入亚洲证券账户。这笔继18488万元之后新汇集的资金，因监督部门的及时干预而“幸免于难”。

　　知情者介绍，其时亚洲证券的资金链条已极度脆弱。就在农行天津市分行自查的4月，亚洲证券的高层再赴天津与开发区农行沟通，希望继续合作此项业务。

　　但此提议遭到农行天津市分行的反对。随后，农行方面前往北京、武汉等地，向当地法院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分别查封了亚洲证券两处价值1.8亿元和0.8亿元的房产，并冻结了价值1亿元左右的债券。

　　但亚洲证券的覆灭速度超乎意料：4月29日亚洲证券被华泰证券闪电托管，5月31日正式进入清算关闭程序，6月7日债券债权登记工作开始。

　　知情者介绍，来自各方的情况表明，亚洲证券资产状况极差，开发区农行通过清算程序获得财产的可能微乎其微。

　　6月7日，亚洲证券位于天津的各营业部开始民债权登记。但一些投资者发现，在《亚洲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债权登记公告》中，此案中的个人委托贷款业务形成的债权未在登记之列。

　　亚洲证券的接待人员向记者解释，在此次委托贷款过程中，个人投资者(委托人)与亚洲证券(借款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亚洲证券个人委托贷款业务的债权人应是开发区农行，债权登记只接受贷款银行的债权申报、登记，而不接受个人投资者。

　　“不用怕，毕竟有农行呢。”对于投资者的疑虑，亚洲证券红星路的一名女工作人员如是说。

　　但农行天津市分行前述高层告诉记者，该行并不承认自己是此次个人委托贷款业务的债务人。

　　对此，天津证监会在《意见》中建议，开发区农行有义务尽受托人之责，应采取措施解决个人债权兑付问题，然后再向亚洲证券主张自己的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