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券商更要改革券商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文人骚客的从容显然不适用于嗷嗷待哺的股票市场。现在讨论央行是否应该给申银万国和华安证券再贷款，或者汇金是否应该出手重组银河证券的问题，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如果说股权分置改革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么拯救券商就有点“人命关天”，不由得你不救的意味了。

　　只有把政府的援助看成是证券业必须彻底市场化改革的严厉警告，券商们才有可能 不再成为下一次需要更大规模援助的“阿斗”。券商们也只有及时在改革的剧痛中成长为真正市场化的主体，这次援助方能成为一幕喜剧的起点。

　　此时，尤其值得检讨的问题反而是：事情是如何发展到如此地步的？这样的事情如何能够不再发生？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券商的这种状况并非由刚刚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所引起。券商的困难状况由来已久，只能说证券业在自身发展的“关键时刻掉链子”，未能做好迎接这次重大机遇的准备而已。到底是依靠券商来救股权分置改革，还是反过来依靠改革的成功来救券商呢？或许后者从逻辑上更通顺一些吧。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公布的统计情况，国内券商处于全行业亏损状态，亏损总额近150亿元。通俗来讲，券商的行业问题就是盈利渠道太少，券商太多了，绝大多数券商太小了，素质太差了。套用一下著名的“猪论”，就是“小猪抢食，大猪挨饿。”生存压力转化为违规动力，因此券商淘汰与券商整顿不得不合二为一。

　　对券商的清理整顿工作，从去年中开始就大规模展开了，远远早于股权分置改革启动的时间。一年多来，整顿工作走出了一条从清查、券商托管、打击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及非法国债回购到眼下央行再贷款的艰难轨迹。上述各项工作均还在进行之中，远未到终结的时候。

　　对比当年“3·２7”国债等事件时多空双方肆无忌惮的豪赌行为，今日对这些昔日大户采用温情脉脉的再贷款或注资就显得很不匹配了。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当然，在股市积重难返之时出此下策，也反证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从本质上来说，给券商提供再贷款或注资的行为属于以行政权力分配资源。这与证券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有人可以求助于某个行政官员并把一些事情办妥，而大街上的另一个人却无法做到。”

　　事实上，这种有争议的分配行为在券商整顿中已经屡见不鲜。之前的“创新试点”和“分类监管”等政策就属于同一性质。同样作为淘汰制的一种，这些方法在科学性上似乎还不如早年对上市公司所采取的PT和ST制度。后者至少有个经过第三方审计的连续亏损作为标准，虽然刚施行时有持股者表示不满，但由于其规则较为市场化，后来也就被认可了。

　　而从再贷款、政府注资和分类监管、创新试点等方法来看，决策者却面临着诸多由此带来的风险。在行政许可法实行的大背景下，审批权类的权力将面临越来越多诉讼风险，因此减少审批是大势所趋。

　　令人不安的是，证券业所采取的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淘汰制，却有强化审批权的反作用。此前发生的王小石事件就尖锐地暴露出审批权力寻租将对证监会加强监管的本职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从根本上来说，证券行业的监管活动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些问题，其原因并不是因为证交会的权力不够，而是因为它不愿意行使自己所拥有的各种权力。”这已是成熟证券市场的共识。从国内股市来看，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在上轮牛市结束的2001年前后，就着手建立市场化的券商淘汰机制，并严加监管，那么后来的挪用保证金风波、国债回购风波或许可以不发生。德隆系等的泡沫也就不会吹得那么大了。证券业的“温水煮青蛙”已持续多时。总是期待明天会更好，最终问题日积月累，也就到了必须依靠更多行政力量介入的境地。

　　可以说，正是太多券商自身的改革压力积压到股权分置改革的当口来释放，改革的机遇才会被异化成为了更大的改革压力。鉴往事，思来者，改革者足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