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离不彻底掣肘工行股改

　　□傅勇

　　最近，国务院批准了中国工商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革的方案，通过运用外汇储备150亿美元补充资本金，使工行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之前，国家对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银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总共600亿美元的注资为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造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使得这项改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紧迫。

　　显然，注资只是布局，目的在于打赢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个整盘棋的“生死劫”。从事件频发所暴露出的监管漏洞和随后人事任免程序来看，不能期望一注就灵、一股就灵。那么，600亿美元到底能买到机制吗？

　　与中、建两行相比，工行注资方案似乎有些“拖泥带水”。因为，工行模式是将原有财政资本金所有者权益1240亿元转为股本，与央行掌控的汇金公司的150亿注资相当，从而各持有工行50%的股份。而一年多前，中、建两行则是用财政部的所有者权益冲销损失类贷款，然后由汇金公司注资并成为最大股东。业界人士认为，财政部继续持股工行意味着工行将得到更多政府支持的同时，也将继续发挥其社会性和政策性职能。

　　改革的起点决定了改革的路径，工行模式的特殊有其必然性。同中、建两行相比，工行(包括农行)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下，更多地承担了宏观调控和财政性转移支付的社会责任。比如，有研究显示，虽然四大行普遍存在通缩时期的信贷增量明显高于通胀时期的特征，但工行信贷增幅的反周期差别最为显著，这显然与其贯彻央行信贷总量调控政策的有关。同时，工行在很多地方承担了小额担保贷款等具有浓厚政策性的业务。正是因为工行承担了这些非营利性的政府职能，工行股改第一步才稍欠彻底。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政策性负担是真正的关键！四大行曾经承担的政策功能使得政府注资买单理所当然，也正是因为政策负担轻重的差别，才有工行的模式之变。同样，笔者认为，只有解决好政策性负担的剥离，才能真正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方面，注资确能起到辅助作用。

　　现实地看，政策性负担有三大块。首先是历史包袱，即不良资产，注资最直接的作用正是在于解决这个问题。

　　其次是宏观调控。剥离这一块实际上也不难，因为只要商业银行的市场机制由此确立，实现利率市场化，宏观调控政策也就有了微观基础，市场手段就足以实现调控目标。

　　最后也是最困难的一块来自国有企业。我们知道银行不良资产主要来自国企，为减轻国企包袱，曾一次性剥离不良资产一万多亿，数年之后，又形成超过两万亿的不良资产。只要国企改革没有取得基本成功，国有银行就不得不充当国企的“血库”———控制国家金融资源，转移给国有企业。只有当国企亏损面缩小到国家财政和政策性银行能够负担的程度，商业银行才能“金蝉蜕壳”。从这方面看，尚需时日。

　　钱不是万能的，对于构建银行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来说，这句话也是适用的。然而，注资扫清了部分障碍，是必要的一步。明年，银行业将全面对外开放，时不我待，让我们一起守望中国银行业春天的到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