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潜规则 五个方面体现出利害格局中行为

　　“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势避害的现实计算。”——吴思

　　-本刊记者 明君

　　编者按：

　　吴思说“潜规则”概念未必适用于中国股市，因为所谓的“潜”一定是相对于“正”或者“明”来说的。吴思曾经炒过股票，他甚至看不清这里存在的“明规则”。不过，中国股市仍然一定是依某种规则来运行的。支配着股市各方行为的规则，在我看来，也很适合吴思对潜规则的描述：“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势避害的现实计算。”

　　《潜规则》一书的开篇曾有提示，在分析中国历代帝国时代的官吏集团的行为规则前，一定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吴思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要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分析中国股市的潜规则，同样需要抛开那些令人眩目的口号，虽然这类口号通常会令小股民们听起来很舒服。

　　我们现在便戴上“潜规则”的眼镜，看看中国股市运行在“明规则”之下其他的一些内容。

　　吴思说他读通了历史，于是便有这了这本《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游戏》。时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的他，被公认为黄仁宇之后最富创见的历史写作家。《潜规则》一书为我们揭开了中国社会表面现象下的真实面目，以及掩藏在表面规则后的终极规则。《博览群书》评价说，“吴思的著作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创造了大量有‘本土特色’的新概念，如潜规则，合法伤害权，血酬……这些早已存在于我们心里的东西，一经命名，立即就凸现出来，变得可以研究，也容易研究了。”

　　潜规则之一

　　股民是个冤大头

　　“这就是说，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须考虑老百姓的压力，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压力集团，甚至连一个舆论集团也不是，不过是一盘散沙——难道某粒沙子还能跑到吏部去为你争肥缺或者砸饭碗么？如果不能，考虑他们岂不是多余？”

　　——摘自《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游戏》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是《潜规则》一书所论述的第一个规则。既然把“老百姓是个冤大头”当做了一个规则，那么吴思一定是在研究了中国历代帝国老百姓的生活后，得出了“老百姓受到不公待遇一定是必然的”这样一个结论。

　　提到“冤大头”，可能许多股民都会感到亲切，中国股市上九成以上的投资者都会觉得自己是个“冤大头”。那么，能将一个阶层整体变成“冤大头”的规则是什么样的？它会显现出哪些明显特征呢？

　　吴思说，中国的投资者习惯称自己是股民而非股东，正是这一字之差反映了其实质地位的差异。投资者买入股票成为股东，按照权重对上市公司发号施令——这是投资者应该享受到的权力。中国股市却通过一系列的技术设计让一个股“东”变成了股“民”，让发号施令成了上市公司不可动摇的特权。

　　虽然历代统治者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轻视“民”的分量，孟子更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而，甲骨文中“民”字就是一只被刺瞎的眼睛，《词源》上民字的来历便饱含着被欺压和蒙蔽的意味。如果是股东便完全不同了，中国古代北主君，南主臣，东为主席，西为客席。股民成不了股东，投资者便终究逃脱不了成为冤大头的命运。

　　不管是老百姓还是股民，既是“冤大头”则一定有冤可诉。吴思说，古代的冤大头们一般不会为一些不大的“冤情”而挣个鱼死网破，其原因同样适用于现代证券版的“冤大头”：“这种局势，对老百姓而言，首先就不值得为了那点乱收费而用几个月的时间，跑几千里路去告状。告状花的钱，打发一辈子的乱收费也有富余，告状必定是亏本的买卖。其次，贪官污吏准备付出更大的代价打掉出头鸟。一旦坏了规矩，他们的损失将极其巨大。因此出头鸟很可能赔上身家性命。第三，在付出上述重大代价之后，告状者的成功概率不过千百之一二。”

　　股市上的“冤大头”们虽然不会为“平冤昭雪”赔上身家性命，但鸣冤之路显然也很不平坦且成本极高。上市公司造假者多多，蒙冤者何止千万，但得到赔偿的至今也只有大庆联谊(资讯 行情 论坛)案的98人。从地方经济的“总体利益”，到法院院长的任免升降，所有的考虑都是要放弃投资者的利益。“冤大头”们经过利害算计，于是也只剩下一个忍气吞声、过往不咎，继续让人家吸血。

　　但“冤大头”们的低眉顺目却培育了做恶者的温床。中国古代，“在冤大头们低眉顺眼的培育下，贪官污吏的风险很小，麻烦很少，收益却特别高，因此想挤进来的人也特别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最终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好像狼群在羊群的养育下迅速扩大一样，大到一定的程度，羊群生长繁殖的速度就供不上狼吃了，羊群被吃得缩小以致消亡了。这时候，狼的末日也就不远了。“这竟是双输的结局。”吴思说。

　　在应用“潜规则”研究中国股市时，惟一比较明确地看到“潜规则”正在被改变的就是98位投资者在大庆联谊案中胜诉。

　　古代的老百姓，当今的投资者，成为“冤大头”几乎是同一种宿命。按照马克思的比喻，他们就好像是一麻袋毫无组织的土豆。而缺乏组织的土豆，一麻袋也好，一火车也好，在土豆进行利害算计的时候，损益得失无异于一个土豆，并不像通常想像的那样是所有的土豆之和。大庆联谊案说明这些土豆正在改变以往的散沙结构为团粒结构，实力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到“潜规则”的运行，虽然这种改变尚不足以推翻它。

　　潜规则之二

　　第二等公平

　　“对官府强加的第二等公平，中国百姓好像存在着不分时间地点的广泛认可。如果打一个富于现代色彩的比喻，这很像是对某种垄断价格及相关的隐性支出的接受。

　　以鲁迅“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为标准，我们不妨把第一等公平称为臣民级的公平，把第二等公平称为奴隶级的公平。”

　　——摘自《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看了“第二等公平”的说法，我们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吴思说，中国历代帝国中的百姓生活可能面临三种公平标准，第一种是按照正式规定的公平，第二种是“民习安之”的公平。按这等公平的标准，百姓要为完成交易接受某种程度的勒索。这是一种交易双方都认可但却又不是“明规则”规定的公平；如果强势一方得寸进尺，想让老百姓在认可第二等公平之后，再认可需要接受更多勒索的第三等公平时，第二等公平的潜规则运行下的秩序将被打破。

　　第一等公平的标准接近市场上等价交换的标准，而市场交易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双方平等，拥有参加或退出交易的自由，谁也不能强迫谁。在吴思研究的中国古代政体中存在的第二等公平里，官府并不是老百姓的平等交易伙伴，官府是有权收费的。老百姓们都很明了，抗粮、抗税或抗拒苛捐杂费，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很显然，在股市中股民拥有自由退出的权力，但仍然不能说股民就能够拥有第一等公平。

　　和讯首席分析师文国庆先生曾仔细研读过《潜规则》一书，对股市的公平等级有着极为精辟的理解。他认为，股市的第一等公平是最基本的，正式条文所规定的公平，其中包括：一、信息披露的公平，即上市公司的所有信息对所有投资者都是无差别的、同一时间的；二、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作为代理人能够充分地、无保留地执行大多数股东的意见。

　　“显然，实践表明这第一等公平是无法实现的。于是投资者转而追求第二等公平，即交易中的公平。”虽然不能和嗜血的公司、掌握信息优势的庄家交易，但一般投资者认为，自己和股市中其他的芸芸众生却是平等的，这也是股市上“民习安之”的公平。在弱小的股民们看来，内幕交易是天经地义的，只要买卖是自愿、无人强迫，不要买入的股票被盗卖了或者挪到别人的账户上就成。

　　于是，在上市公司和股市大鳄分食完蛋糕中最大的一块后，中小投资者开始为剩下的蛋糕渣血拼。

　　吴思说，这其实体现了中国股市强大的赌场特征。在没有强迫和垄断的前提下，交易的一方很难让另一方接受非公平条件，但在中国股市上，正是“赌”的诱惑，让千百万投资“欣慰”地忍受了第一等公平的缺失而接受了第二等公平。

　　“我就是被第二类公平淘汰出来的。”吴思说。他1996年进入股市，头几年都还赢利，后来却栽在了鲁北化工(资讯 行情 论坛)上：“当时舆论一片向好，连经济学家也发表文章赞扬，我看了公开材料，未来前景好得惊人，股票价值被严重低估，于是就买了。”不料买入后没多久就开始下跌，从当初的27块一直跌到现在的5、6块钱，好在他跑得快，损失并不是太重。

　　“显然我是被骗了，但骗了也就骗了，我有能力去追究吗？追究的成本太高，我只能认赌服输。”

　　潜规则之三

　　筛子标准决定清官和贪官的比例

　　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制度，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制度，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

　　——摘自《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明朝万历皇帝为修复被烧毁的坤宁宫，大派宦官到各地开矿征税。吴思在研究了这些宦官的行为后产生了一点疑问：“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研究结果验证了伟人的那句话：“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恶政是一面筛子”——吴思一语道破天机。

　　勿需忌讳的是，股市政策方面确实存在很多昏招，因此类似的疑问存在于许多投资者的心中：“握有品牌和资金优势的上市公司变为垃圾的速度为何如此之快？”

　　著名经济学家宋国青教授基于对中国经济总体形势的判断曾经认为，中国股市1500点应该是大底。不过，在一项更为细致的研究之后，他改变了看法。研究结果表明，除2003年上市的公司以外，其他年份的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均低于该行业的社会平均值。数据显示，中国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正在“垃圾化”的进程中运行，这一进程在公司上市4-5年时显现，6-7年时加快，7年之后呈现明显的“垃圾化”特征。

　　研究人员分析造成以上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公司上市之初便大肆包装，与庄配合，经过4-5年后，公司做为庄壳的价值已基本丧失，于是走上价值还原之路；二是公司圈到钱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资产置换，置入垃圾资产，置出优质资产。

　　《潜规则》一书认为，官场中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那么，造成上市公司“垃圾化”也是定向选择的结果吗？让大多数上市公司最终成为“恶霸”的制度又是什么呢？

　　吴思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股市中的制度设计让“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不需要有良心，甚至不需要尽责经营”。剥去纷繁复杂的表象，诸多事件表现了一个共同的本源特征：中国的上市公司掌握在经营决策者手中，而决定经营者升迁任免、财富收入、功过评价的权力却不在投资者手中。假如经营者谋求流通股股东利益和谋求自己及周围代理人的利益一致，这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一旦冲突，首先被放弃的将是投资者的利益，这便是定向选择的结果。

　　古代清官之所以能流芳百世，而数千年来能为世人记住的仅区区数人，实在是因为选择做“清官”其实是选择了一条很辛苦的路，非常人所能。清如海瑞者，生前官至省部级干部，身后却连丧葬费都凑不齐，有诗曰：“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虽然这13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守法经营，为流通股股东谋利益的公司，但感觉起来他们就像古代官场上的清官一样稀有而难得，因为实际上，他们不必如此就可以使自己及周围的利益群体过得很舒服。相反，照顾了投资者的利益，势必就“侵害”了其他集团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营者如果选择了站在投资者利益的一方，便多多少少选择了与其周边利益集团为“敌”的立场：从维系领导关系的支出，到如何对待上下级的吃拿占用，甚至补贴职工福利……

　　正是由于这样的一面筛子，筛走了“清官”，留下了“恶霸”。

　　实际上，决定筛子标准的人的利益，最终决定了上市公司定向选择的结果。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这是一面根本不希望国有企业漏下的筛子，那么不管国有企业是清官还是恶霸，它最终都会被留下。

　　潜规则之四

　　皇上也是冤大头

　　在无数信息之中，注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哪些方面，隐瞒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这都是各级官吏每天面对的选择。

　　——摘自《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书中有一条规则看起来有点怪：“皇上也是冤大头”。试想，皇上贵为天子，万人之上，替天行道，怎么可能是冤大头呢？吴思遍阅史书，发现了皇上必然成为冤大头的原因。简单点说，老百姓和皇帝之间隔着七道信息关卡。直接接触老百姓的是衙役，然后是书吏、州县官员、府级官员、省级官员、中央各部、内阁，信息到达终点站皇上面前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站了。这还没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处、局和秘书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经过这许多层的传递仍不失真。更何况，信息在经过各道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加工。

　　在信息的极度扭曲和失真的情况下，各级臣子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提拔你升官。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

　　中国股市没有那么多层的官僚层次，以现在媒体及信息传播的发达程度，事情的上传下达虽然不一定原汁原味，但失真程度当不会很高。但现在仍然将它做为一条重要的影响股市运行的“潜规则”来讲，是因为股市是一个新生事物，各级机构或学者在研究它的时候“注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哪些方面，隐瞒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便不那么确定。你可以说这些是研究中正常的分歧，但也不能排除利益驱使的结果。要不然关于“经济学家的良心”的争论怎么会愈演愈烈呢。

　　吴思说，“贪赃枉法者无人揭发，这就意味着监察系统的全面失灵，皇上整个瞎了。最终摆到皇上面前的，已经是严重扭曲的情况。”说到股市的研究成果，我们甚至都不能用“揭发”这个词，但确实有太多的声音“指导”着政策走向。比如关于创业板、关于发行体制。

　　发行这个词在近期至为敏感，原因是官场某人的被捕终于引爆了整个市场的不满情绪。群情沸腾后有官员出来抚慰：最新的发审制度没有问题。是啊，如果有问题那还了得？一家上市公司牵扯到多少家中介机构、行业领导、监管干部？股市十几年间，发行制度何时有过问题？有问题的总是以前的制度，以前的人。若干年之后，有谁会为了今天的发审制度的问题负责？就像今天的人永远也弄不明白银广夏、蓝田、琼民源这些公司到底是如何上市的。

　　说到此，似乎仍在说“老百姓是个冤大头”，那么决策者到底是怎么变成冤大头的呢？

　　吴思更进一步解释，市场中每一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职业或代理人利益，发出有利于自己利益的信息、屏蔽不利信息，从而诱导决策者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经济学家、部门官员的行为只是其中的代表。决策者以这些或真或假的信息做出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冤大头。但如果所有的利益集团，包括股民都能够充分地表达看法，那么传达到决策者手里的信息就是完整的，此时的决策就不是冤大头的结果了。

　　股市上，中小投资者虽然声音微弱，但在媒体上、在有关部门专设的热线电话上仍可一抒己见，而股价更是群众意见的真实反映。从这一点说，吴思更倾向于认为股市决策者接受到的信息并不是完全失真的。

　　潜规则之五

　　晏式转型

　　苛政越过了界限，虾米的种群被吃得急剧缩小，大大小小的鱼们没了食物，最后谁都活不下去。所以，苛政是公认的坏政，仁政是公认的好政。难题在于，仁政总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按捺不住地转变为苛政。

　　——摘自《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分析了春秋时期晏子治理东阿的行为变化：初期，晏子不媚上不欺下，实行了一套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但却遭到了齐景公的斥责；晏子后期欺下媚上，实行了一套竭泽而渔的政策，汇报工作时，齐景公大加赞赏。吴思称，晏子的故事构成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制度变迁模型，晏子实际做得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齐景公的耳目如何评价。

　　于是，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总是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

　　股市中当融资者和投资者的利益突出的时候，确实存在“晏氏转型”的土壤。套用晏氏转型的理论，有利于投资者的政策总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按捺不住地转变为有利于融资者的政策。一方面，融资者在很多时候都是国家利益的体现；而另一方面，说服和鼓励实施能从投资者手里更多圈钱的政策，也有利于围绕在股市周围各阶层的利益。

　　至于是什么力量最终决定政策更加有利于投资者还是融资者，则取决于两方的势力较量。如前所述，投资者“就好像是一麻袋毫无组织的土豆”，与这些零散的“土豆”相比，代表融资者一方的(上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几乎全部以国家利益代言人的面目出现。

　　再从更深的层次思考，晏子代表齐王治理东阿，但他的行为很可能并不真正维护齐王的利益，使晏子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方法是维护好齐王左右及权贵们的利益，因为他们控制着“上达天听”的渠道，这就是代理人自己的利益同他所代理的利益间的矛盾冲突。

　　上市公司本来是股东的代理人，维护投资者利益，但实际上却未必。因为掌握经营者位置是否稳定的是上级领导、主管部门而非股东，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上市公司的行为中带有浓厚的官场特点。而一个不受监督和威胁的代理人，他的行为必然会更多地顾及自己以及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集团的利益。经营者权衡所有利害得失后也会明确地感觉到，当他顾及到投资者以外的其他利益集团的时候，前途是一片光明，反之，风险却会立时加大——很多时候，经营者所代理的利益(投资者利益)与自己及周边集团的利益是相冲突的。

　　形成路径依赖以后，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便在这条坦途中愈走愈快，这也是吴思谈到中国股市特色时曾一再提到的，具有很强的代理人行为特征。吴思认为，不仅上市公司，管理层也经常体现出代理人的行为，“只要有足够的好处，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现与正式规定不符的行为。”

　　何况，吴思还分析了晏子本人和他的同事们在其中可能涉及到的物质利益。他得出结论说：包括晏子本人在内的官僚集团也是可以从晏氏转型中获益的。如果加上这条，“理想秩序向潜规则坠落的速度将愈发势不可挡。”

　　“王小石事件并不奇怪”，“如果机制不改就不会是最后一例”(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有了高西庆这位证监会前高官的坦诚之言，我们可以自豪地认为，中国股民还是比中国球迷幸福些。至少有这样一个级别的高官，肯在公开场合差不多承认：股市腐败很早就有。

　　果真如高先生所言，建立了多层次的交易市场就能杜绝中国股市中的腐败问题吗？这个问题太技术，对于绝大多数没见过美国月亮的中国投资者来说也难以想象。

　　我们整天埋首于那些引进的或者自编的创新之中，有时晕得分不清谁是路遇不平仗义相助的侠士，谁又是口蜜腹剑的唐朝宰相。

　　可幸，吴思先生造出一付“潜规则”的透视镜。无论古代官场，抑或当代股市，跑不出这样一种利益格局中的现实计算。以“利”之眼打量，可透重重迷雾。

　　“潜规则”的最后一条为“崇祯死弯”，本文未有论述。简言之，当博弈双方势力过于悬殊，以致一方无法继续生存时，所有的规则将同归于尽，无论是“明规则”还是“潜规则”。

　　那是一种极端，是两败俱伤的结果。我想，大多数时候，博弈体现为同一运行秩序下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如果将此绘制成一幅K线，我们能在图上找到一个个拐点。虽然总体上看投资者一直是且战且退，但有利于我们的拐点确实存在，比如大庆联谊案的胜诉，或者高先生的肺腑之言。

　　但这显然远远不够。中国股市能否最终消灭这些潜规则，或者将其变为稍稍有利于投资者的规则，最终取决于“股民”的博弈实力，取决于他们是否真能把自己弄成“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