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东辉

　　继8·16光大乌龙指事件后，8月20日美国高盛也因电脑程序出错而发生乌龙指，成为了自2010年以来美国股市历经的第三次“乌龙指”事件。与光大事件引发国内阴谋质疑不同，在美国不论是2010年5月6日引发道指暴跌近千点的乌龙交易，还是去年8月2日险遭破产的骑士资本乌龙指，抑或是次高盛事件，市场更多是对高频和程序化交易的反思。

　　同样是乌龙指，何以在国内外出现两种明显不同的境遇？梳理8·16光大“乌龙指”事件，不得不说国内股市确实有许多问题值得反思。首先，在信息披露上，如何处理突发事件与商业私密的关系，即在足以撼动市场的突发事件下，个别公司应避免以商业私密为理据，回避即时披露信息的义务。

　　由于美国股市设定了较完善的集体诉讼、辩方举证和和解制度等，一旦发生乌龙交易等，公司最先是向交易所和SEC等报告，以尽信息披露义务，然后在合规范围内展开自救降低损失，以避免涉嫌违反信息披露规定。毕竟，在知会交易所和监管部门前就展开自救，如同自身以独享“灾难”信息进行交易，使其他投资者在浑然不知中处于相对不公平地位，并使自身由事件受害者蜕变成施害者，很容易有内幕交易之嫌。以2010年5月6日美股乌龙交易为例，起初市场质疑出在花旗集团，当时花旗负责人以暂时并不发现，并将自查回应市场诉求，随后SEC等调查发现是其他机构错误交易导致的蝴蝶效应和合成风险。

　　光大事件之所以饱受市场疑思，很大程度上源自在发生“乌龙指”等突发情况后，光大在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上的不足，其相关负责人先是表示“并无此事”，从随后公告中发现，当时光大相关部门在乌龙事件发生后，有些“惊慌失措”地通过ETF等手段对冲风险敞口，且交易金额显著超过监管规定。这种行为虽情有可原，但却值得反思：一则这一乌龙交易已为一种公共信息，本应避免商业私密式“独享”；一则其不顾一切的自救在操作手法上类似于327国债期货事件。正源于此，使光大事件备受质疑，并为诸多“阴谋论”滋生土壤。

　　其次，国内交易所在乌龙交易的认定和处理上有待完善。美国SEC和交易所，对错误交易一般会采取取消交易的做法，理据是错误交易并非自愿交易，有违公平交易原则，这一认定鼓励涉事机构首先选择公告披露，而非较真于自身损益，避免了因盲目自救而加剧市场震荡，及个别风险失控为系统风险。如高盛出现乌龙交易后，芝加哥交易所随后声明，错误交易经过调整，于当日下午7点被取消。

　　而国内交易所等在处理光大乌龙交易上，虽以交易所系统正常为由认定交易有效，但显然与市场机制的自愿、公平博弈理念不尽匹配。这也确实倒逼涉事企业盲目自救，很容易导致一波不平、一波再起，即光大上午出现乌龙指，下午在中交所持爆空仓，并使股市在本周初都无法有效抚平光大乌龙交易冲击，因为市场担心光大在本周为降低风险敞口而减仓。

　　再次，光大乌龙事件透析出缺乏有效做空和做市商机制的风险。相对发达的做空和做市商机制等带来的畅通对冲机制，确实可舒缓股市非理性波动，降低了突发事件的冲击波。随着美股在2010年后制定了上下限机制和熔断机制下，做市商和做空机制对个股异常波动的平抑作用正在突出，如最近高盛乌龙交易事实上对整个股市并未带来颠簸性效应。具体到光大乌龙指事件，若国内做空机制相对畅通，且设立做市商机制，则不仅可为光大提供更多、更方便的对冲渠道，而且不至于单凭光大数十亿的买单就把高达万亿市值的工行等大盘股推到涨停。

　　由此可见，光大8·16乌龙指事件，不仅暴露了光大自身内控体系，同时也透视出国内股市在信息披露，应对突发事件处理及市场机制设计等方面，确实有待改进。而这方面美国资本市场的机制设计为中国股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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