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司法解释《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应该讲，这一司法解释，对推进证券民事赔偿的进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与此同时，修订该司法解释的工作亦提出议事日议。此次万福生科案的实践，也为司法解释的修订，提供了不错的标本。

　　其一，应当充分肯定和解新模式。过去，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通常是在法院主持下的庭内和解或少数庭外自行和解。万福生科案的实践表明，运用行政监管的威慑力，快速而低成本地完成投资者补偿事宜是可行的，它可以为诉讼分流。因此，探索和解新模式与保持监管威慑力是互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持诉讼中的前置条件文件，对投资者保护很有必要。当然，笔者建议，其范围应当尽量放宽。在特殊情况下，才启动重大性认定程序。

　　其二，应该鼓励保荐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偿付股票，股票质押付现或回购股份等方式完成对投资者的赔付。以股份来赔付，对上市公司的震动与现金流压力相对较小，被告方心理上也易接受。

　　其三，依据最大补偿原则，采用了最宽泛的适格投资者认定范围与方法，值得借鉴。以往大多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都只认定一个揭露日，赔付从一个实施日到一个揭露日计损，谓之“单线”，或者有少数案件是多个实施日分别至多个揭露日计损，互相之间是同向前后关系，谓之“串联”，如大庆联谊案、东盛科技案。而此次万福生科案的补偿方案，采用了一个实施日至分别不同的多个揭露日计损，互相之间是同向并行关系，谓之“并联”，从而使补偿范围最大化，也解决了多实施日至多揭露日计损的分歧。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赔付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重新以最大补偿原则计损，废置系统风险因素，甚至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都是向投资者利益倾斜的重要方法。

　　(作者单位：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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