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价说，郭树清是迄今为止中国证监会六任主席中最忙碌的，此话不假。2011年10月29日，郭树清走马上任，一年来，证监会为适应市场改革发展需要，积极推进相关制度、规则的制定和修改，正式出台的规则、制度达65件。

　　又逢一年盘点季，2012年岁末，恰逢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执掌资本市场监管之职一年有余，如何评价郭树清一年来的所作所为成为题中之义。

　　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郭树清的一言一行均会被市场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加以解读，并或多或少通过股票走势予以反应。

　　盘点市场走势的结果或有些尴尬——在这一年间，A股市场勉强收平。郭树清上任首年交出的答卷并不能令人满意。

　　不过，仅凭市场走势作为郭树清政绩的唯一评判标准或许不能让人信服，毕竟“不以涨跌论英雄，走势不能说明一切”，但无论是欧债危机国，抑或是次贷危机后的美国，或者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股市走势都比中国市场好，问题究竟出在哪？

　　或许经济增速放慢是股市走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市场更多是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对未来预期的某种微妙反应。一年来，股指跌跌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股市中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因证监会颁发了近70多项新政而得到解决，市场还是有辨别力的。正如郭树清所言：“把投资者当傻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新政迭出 市场下跌

　　有人评价，郭树清是迄今为止最忙碌的证监会主席，此话不假。

　　2011年10月29日，郭树清走马上任证监会主席，这位被称为“学者型官员”的新任主席一上来，就展示了与其称号不相符的铁腕手段，严厉督促分红、完善退市制度、打击恶炒之风……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在2012年11月表示，一年来，证监会为适应市场改革发展需要，积极推进相关制度、规则的制定和修改，正式出台的规则、制度达65件。

　　在已发布实施的65件制度规则中，涉及新一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完善发行审核制度的5件，打击证券期货犯罪、优化司法环境的5件，促进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优化并购重组制度6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6件，支持中介机构业务创新、培育壮大财富管理行业的25件，加强部际协助、推进综合监管的10件，加强市场监管的8件。

　　一年近70条的制度规则被媒体总称为“郭氏新政”。“郭氏新政”主要内容有四：一是重视分红回报，提升投资价值；二是改变新股发行“三高”怪圈；三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四是对内幕交易“零容忍”。

　　关于投资价值，市场见仁见智。郭树清或是一位坚定的价值投资者。“蓝筹股显示出罕见投资价值”就出自他的评价，时间是2012年年初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成立之时。

　　履新后不久，证监会就出台规定，鼓励、引导上市公司建立持续、清晰、透明的现金分红政策和决策机制，加大对未按承诺比例分红、长期不履行分红义务公司的监管约束，推动上市公司不断完善投资者回报机制。

　　与此同时，证监会三次大幅度降低A股交易经手费、过户费、期货交易手续费，让利投资者，预计全年证券期货市场可减轻投资者交易成本150多亿元。

　　或许，郭树清的本意在于，从要求上市公司强制分红，到降低交易成本，双管齐下，严格打击市场投机者，为真正的价值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进而留住尊崇价值投资的机构和散户，彻底根治中国资本市场的炒作顽疾。

　　但融资与投资的根本关系没有理清，圈钱市的本质未改，所谓的价值投资终究是纸上谈兵。

　　新股发行定价问题一直为市场所诟病，郭树清肯定也明白这里的规则——股市一涨，新股发行，市场下行，暂停IPO，这样的怪圈像梦魇一样萦绕在中国股民脑海中20多年了。但所有监管者似乎对此并无实质的救治良方，投资者充满期待：郭树清会是终结者吗？

　　郭上任一年来，市场几乎是单边下行，于是“停发新股”的呼声此起彼伏，但郭并不为之所动，只是放缓新股发行节奏，并无任何“停发新股”的断言。相反，一系列文件和动作使其思路渐渐清晰：新股发不发得出，最终应由市场决定，而管理者能做的，就是不断完善发行制度，逐步提高IPO审核透明度。

　　于是，我们看到：拟IPO公司的信息预披露时间从原来的发审会前5天提前约1个月，所有排队上市的企业和整个IPO审核流程均需向社会公示，借壳重组标准也提高到与IPO相同。

　　实际上，对于新股发行“怪圈”周而复始的问题，管理层比较纠结，一方面，大量新股上市，确实圈走了A股宝贵的资金，使投资者承担财富缩水的后果；但另一方面，IPO节奏不应受行政监管是所有成熟市场的惯例，叫停新股既不是长远之计，也不能根治问题。

　　一年新政的结果，无论是新股发行市盈率还是募集资金量均有所下降，但新股炒作之风虽有改善但仍反复发作，并未根治。

　　有人说，中国资本市场是“资金市”，主要靠资金推动，市场资金本不匮乏，但不断涌出的融资需求总能将再大的资金吞没，直接导致市场走势疲软。

　　与崇尚价值投资相符，过去一年中，证监会在引入长期资金方面取得巨大的突破，这与郭树清的领导不无关系。RQFII这个新名词，已经出现在A股。在QFII和RQFII额度双重扩容的基础上，证监会过去数月连续批准了四只A股ETF基金在港股市场上市，为A股带来了超过150亿元的新增资金。有媒体甚至认为：“如果要说郭树清主席上任一年最实在的贡献，这150亿元的新增资金当之无愧。”

　　与此同时，郭主席也多次表态，欢迎养老金和公积金入市，而美国股市上个世纪末出现的大牛市，正是以养老金连续入市为依托的。

　　按通常的逻辑，随着资金接连不断流入，量变终究会引起质变。但问题在于，在对外招商引资的同时，对于如何动员国内资金入市，未能做出给力的安排。社保基金入市喊了大半年，不久前又有“全国养老金入市方案已被搁置”。内资为何不敢入市，在内资充裕、社会游资投资无门的情况下，股市缘何屡屡出现严重的资金饥渴？

　　至于打击内幕交易，更是郭氏新政中严打的对象。甫一上任，郭树清即拿为散户深恶痛绝的内幕交易开刀，在此号令下，证监会频频打击“老鼠仓”等内幕交易行为，不断有上市公司因涉嫌内幕交易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甚至像李旭利这样的明星基金经理都因“老鼠仓”遭受查处，并进入司法程序。

　　曾几何时，“对内幕交易零容忍”一语既出，掷地有声，但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交易环境，保障作为天然弱势的散户的利益不是激情之举，而是踏踏实实的长久之计，包括政策制度的制定、执行、监督等诸多环节的系统性建设。

　　“圈钱市”对抗“郭氏新政”

　　A股一直有“圈钱市”的恶名，这是其当初的错误定位所决定的。二十余年来，A股从来没有改变“圈钱”的本质，即使是2012年股市下跌、市场纷纷呼吁暂停新股发行的背景下，监管部门也只是以所谓的“市场化发行”来搪塞，根本没有顾及到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正因为如此，A股市场变成了融资者的“天堂”，投资者的“地狱”。

　　为了从市场中攫取最大的利益，包装粉饰上市、造假欺诈上市等大行其道，而为数众多的特批上市股更是市场上的一道“风景”。这一切都说明，融资才是我们这个年轻市场的第一要务。

　　尽管一年来“郭氏新政”鱼贯而出，但A股市场并没有在新政的助力之下走牛，期间股指绵绵下跌，并创出五年来的新低，而极具象征意义的2000点整数关口也在9月和11月下旬两次被击穿。

　　2005年尚福林启动股改，为其后的大牛市行情奠定了基础。但郭树清一系列革新除弊的“第二次股改”，并没有为股市带来曙光。客观上，2012年股市行情继续低迷，国内GDP增速回落是主要原因，上市公司肆无忌惮的“圈钱”行为，以及大小非的疯狂减持亦难辞其咎。

　　曾记得2012年年中，面对因市场暴跌而出现的救市呼声，证监会一位官员曾说过“证监会不负责行情涨跌”这样的话，引起了广泛批评。其实，这话并无大错，但问题在于，证监会应该不负责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方面，而它却管得过多，这不仅表现在IPO上。

　　郭树清在“十八大”期间公开表示，监管机构需要对股市下跌承担一定的责任，接受外界的批评。既如此，监管机构要承担什么责任，如何承担？

　　有评论认为，监管机构之所以要承担一定责任，主要是由于中国股市行政供给和行政干预的成分太多，疯狂的“圈钱”导致上市公司质量低下、市场规则扭曲、投资者信心不足。解决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恢复“投资市”和资源配置的功能，让股市具备价值投资的基本环境。如果证监会真的想承担责任那就尽快将“圈钱市”扭转为“投资市”，减少大盘股和国企、央企的过度融资行为，让资本市场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转型。

　　如果一个股票市场长期给二级市场的分红远低于印花税、红利税、交易所规费、登记公司过户费和券商佣金的总和，则投资者只能通过投机来博取短差，很难通过正常的分红回报来获取股息收益，而股息收益通常是熊市的保护伞和牛市的加速剂，如果股市没有分红回报作为保障，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就是一句空话。

　　监管层一直强调上市公司分红回报的重要性，但目前所做的仅限于降低交易环节的收费，好处大都被券商机构所享有，显然这种单边降费的做法并未给广大投资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降低交易成本除了“降费”还得“降税”，不过雷声大雨点小的“税收减免”政策似乎落实的并不理想，努力了一年的结果是：“有关部门已原则同意近期实施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旨在优化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鼓励和引导长期投资。”

　　其次，要让二级市场的投资者获取与长期持股相对应的价值收益。因为，提高分红比例和“降费”、“降税”只能改变“负和博弈”的格局，如果二级市场信心崩溃，股市长期低迷，也不足以吸引投资者。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仍任重道远，根本出路在于要改变一二级市场价格和利益割裂的格局。尽管2012年新股爆炒有所收敛，此前，新股一上市就被爆炒百分之几百，一级市场过早攫取上市公司价值，二级市场必然很被动，要么继续玩“击鼓传花”的游戏，要么高开低走。为避免让上市公司股权价值过早地被透支，未来启动新一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浙江世宝和洛阳钼业案例是对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最好的反面教材，市场监管者应该以此作为反思的起点，不要动不动把炒新的罪过强加给散户，而不反思监管失位或错位，在现有发行上市体制中，二级市场炒新者只是被动接受者，真正获取暴利的恰恰是那些在一级市场的新股申购者和机构们，短短几个交易日就能赚取超过百分之几百的暴利，就是对现行发行制度的最大讽刺。

　　令人不解的是，上次发行制度改革竟然还取消了机构在网下获配的筹码锁定，同时增加了网下配售的比例，这无疑是在帮助机构们快速获利、高价出逃，并鼓励机构前来申购新股。因此，这种扭曲的制度规则必须要加以改变。

　　郭树清呼吁投资者进行“价值投资”，但价值投资背后的含义是，只有好的投资标的物才具备长期持有的可能，否则在一个垃圾满天飞的市场里进行趋势性投机可能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此，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成为根本。

　　要想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改革目前的权力发审机制和行政供给成为必然，否则监管者选出来的“好公司”未必是好公司，而且很难避免上市中的权力寻租现象。

　　令人遗憾的是，一年多来，证监会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方面的监管规定少之又少，而这却是关系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完善退市制度、强化中介机构的连带责任、实施监管前移也可以净化股市空气。目前，中国在证券监管方面照搬了国外成熟市场的事后监管，即对其发生的违规行为进行惩戒。

　　但这种监管方式需要有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有效的惩戒手段作为保障。但在中国资本市场完全照搬国外事后查处的监管方式效果并不理想，监管后置反而纵容了源头的造假和欺诈行为，等到问题公司上市恶化之后再去追究和退市处理，其成本和对投资者的伤害远大于事前监管。从某种程度上说，事后监管是对目前屡禁不止的“圈钱市”的纵容。

　　政策短板和系统性痼疾

　　郭树清曾撰文对“郭氏新政”作如此表述：2012年以来，证监会积极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包括深入推进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稳步实施退市制度改革、不断健全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大幅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加快推进场外市场建设、积极推进债市规范发展、主动做好长期资金的衔接和服务工作、鼓励和支持市场机构创新发展、大幅提升市场法制和诚信水平、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对外开放十个方面。

　　上述论述先不提效果如何，方向都是对头的。除了投资和融资的关系没有理清外，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制度建设与市场监管的关系，以及投资者利益保护与市场健康发展的关系等均未理顺，这些都是“郭氏新政”存在的短板。

　　所谓“短板”，公允地说，不是“郭氏新政”的短板，而是长期以来股市政策的短板。现今的沪指距五年前的最高点6124，落差约4000点，A股总市值五年间蒸发了6万亿元。其间，制度和政策的弊端愈演愈烈，呈现系统性危机征兆。

　　从此层面分析，我们对“郭氏新政”不能过于苛求。单就新政而言，未能触动“圈钱市”痼疾，这一点或可暂时不必强求，因涉及一系列根本制度设置，是系统改造过程，短期内难以见效。

　　“圈钱市”最大的弊端是使市场资金不断枯竭，资金的背后是信心，信心的背后是政策。

　　改革的本质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这就是股权分置改革能让股指上6000点的原因。郭树清执政以来尽管新政不少，但是在涉及融资者和投资者利益不均等的问题上，新政涉及较少。

　　在利益重新分配的改革上，郭树清也表达过愿望，而在冲破既有利益链条上的动作并不多。由此，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只能是修修补补，不能在正确的方向和路径上真正得到突破。

　　现在企业上市，已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后面有着太多的利益攸关方。所以，无论是新政，还是改革，都非易事。像绿大地这样明显的造假公司，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照样逍遥法外，它不过是十多年前银广夏造假的复制。人们不禁惊呼，此时彼时，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市场监管的进步性和有效性究竟体现在哪？

　　有评论认为，A股市场出现的问题，是一种制度性的问题。相信郭树清本人也了解问题所在，但要做出彻底的解决已经超出了证监会的管理范畴。因此，资本市场的改革需要更高和更广层面上的配合，单兵突击，往往适得其反。证监会看起来管理着资本市场的一切，其实权力有限。投资者没有必要把振兴股市的期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其实，面对A股市场的现实，我们没必要也不应该要求郭树清承担太多的责任。A股市场的根本性问题在于过度泛滥的融资功能抑制了投资功能的发挥，而企业的融资大都有政策面上的支持，证监会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对此不仅不可能产生阻挡作用，反而必须全力配合。

　　近日，经济学家吴晓求[微博]表示，郭树清的改革只是对过去改革的一种延续，只是对微观层面上某种规则的调整，比如再融资标准，比如发行制度微观化调整，这些都谈不上是重大改革，而尚福林时期确实做了重大改革，能够被称为“新政”。

　　对于股市“跌跌不休”的表现，吴晓求认为，这是“非常非理性”的，“只有等到资本市场改革成功之时才能结束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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