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经济学家华生

　　行政性干预扭曲了市场的估值，这是造成整个不正常现象的根源

　　文‖上海国资记者 刘晓翠

　　笼罩在A股市场的阴霾仍然挥之不去。股指破底跌不罢休，成交量低迷不振，市场上弥漫的消极情绪持续发酵。

　　为了救市，监管层从年初开始便使出浑身解数，加紧推进资本市场改革。IPO新政、退市新规、ST新规、降低交易成本，这些举措都剑指A股积弊，但即便如此，股市依然尽显疲态。

　　中国股市到底怎么了？

　　为何低迷？

　　《上海国资》：为何中国股市如此低迷，您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华生：大的原因与中国经济的不景气有关。在4万亿的强刺激下，中国经济快速复苏，但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转折。在外部环境没有造成根本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在走下坡路，这也是多年来少有的情况。股市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反应的是市场情势，这也是股市正常功能的体现。

　　《上海国资》：中国股市低迷完全是因为经济原因吗？

　　华生：经济当然是一个方面，经济不好出牛市是不可能的，但也要看到制度方面的因素。经济不好股市低迷这很正常，问题是低迷的时候还有700多家企业排队上市，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另外，股市这么低迷原始股东还照样在套现、垃圾股在中国股市反而最受追捧，这都是挺不正常的。

　　《上海国资》：股市制度上有哪些不合理之处？

　　华生：行政性的干预扭曲了市场的估值，这是造成整个不正常现象的根源。本来市场供求应该是平衡的，但是中国的股市完全是行政审批体制，从根本上扭曲了原本的市场结构。由于入市要审批，就导致中小股的股价偏高；而大盘股又被限死了，估值偏低。场外有无数企业想进来，即便是熊市，套现也是合算的。这种行政性的干预是与市场经济相违背的。

　　郭氏新政

　　《上海国资》：总体上，您怎么评价郭树清主席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为何措施出台之后股市并没有太大的起色？

　　华生：这些改革的出发点应当说都是好的，但要指出，现在出台的措施很多不是为了取消对价格和供求的管制，而是为了更好的管制。但事实上，管制再好也是有问题的，在市场面前都不会成功。更何况这些措施是在假定监管者比投资者更聪明的条件下，教市场怎么做，教投资者怎么做，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相悖的。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皇冠，对市场高度敏感，对任何信息都会进行加工。你一会儿搞风险警示版，一会儿限制ST的涨幅，市场就以大跌来反应，但你又支持壳重组，在大跌和重组之后炒作的空间更大，实际上是加剧了市场的投机性。

　　《上海国资》：所以您对前段时间发布的ST新规并不看好？

　　华生：我觉得这完全是用行政办法来干预市场，结果对市场起了相反的作用。这个局面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调控的因素在主导，政策说要把ST股放到风险警示板，ST股就跌；政策又放松让某些股票摘帽，ST股就上涨，恰好说明这种调控是不正常的。企业的股价不反应自身的价值，而是反映监管层的意图，整个市场就走偏了方向。

　　《上海国资》：您认为监管层是干预得过多，还是干预得不正确？

　　华生：两个方面都有。中国证监会可能是全世界证券监管机构中管得最多的，不单是他们管，还让中介机构管，其中隐性的灰色的费用越来越多。监管机构不能去干预市场的价格和供求关系，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现在在制度设计上做得很差，出台的举措都是干预价格和市场的，市场会被越管越死。

　　《上海国资》：比如IPO改革，您如何评价？

　　华生：IPO的关键问题是要认清股市的基本国情，那就是中小股价格高估、大盘股被低估，造成供求不平衡。场外成千成万企业都想挤进来，就算价格控制得再低，还是无法阻止这个势头。因为对于原始股东来说，IPO的价格并不重要，他们最看重的是公司在二级市场上的定位，这个决定了他们是哪个级别的富豪，福布斯不都是这么排名的吗？所以，控制IPO的价格甚至限制首日的涨幅并无大用，问题的根源不在这里。怎么让市场机制来平衡供求关系，才是关键。

　　《上海国资》：从制度设计上应该怎么做？

　　华生：原则上有两个做法，一个是放弃供给管制，价格掉下来之后自然就没那么多企业想要上市了，这是一种休克疗法，短时间内无论监管层、还是市场可能都承受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抬高上市门槛，达到要求的可以直接上市、不用跑关系审批；大量达不到上市标准的企业应该到场外去交易。国外也是这样，场外交易企业比主板多得多。现在中国的上市门槛很低，全凭监管者决定谁能上、谁不能上。要是门槛提高了，行政审批的权利就会逐渐丧失。就好比高考，分数线是650,能上北大的就直接上了，还用得着谁来审批吗？但如果你把分数线定在300分，那校长办公室的门都会被挤破，这是一个道理。

　　《上海国资》：那退市制度呢？

　　华生：退市新规就更抓错了重点，因为问题不在于退不退市。美国搞大规模退市，而香港则没有几家退市的，但这两个市场都运作得很好。香港也有大量的垃圾股，都没有清退，如果没有壳重组，那些垃圾股跌到几分钱也没人管。但是我们把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却对大问题避而不见。越打压ST股，这类股票的投机性越强。

　　《上海国资》：实际上还是上市双重标准的问题。

　　华生：对，如果是同等标准的话，谁愿意借壳、把自己的利益分给别人？而愿意借壳的，肯定是不够IPO条件的。证监会的意图是趋同，但实际效果要差十万八千里。

　　路在何方？

　　《上海国资》：目前股市是否已经触底？

　　华生：现在还很难说，目前宏观经济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回暖信号；从制度上说，这些改革基本上没有找对路，况且还有好几百家企业等着排队上市，也会打击市场的信心，而一旦经济企稳，IPO提速，企业套现更多，很快就会进入下一轮的牛短熊长。制度问题不解决，就算市场回暖了也是不可持续的，这个更为致命。

　　《上海国资》：如何提振市场信心？接下来的改革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华生：我觉得应该要从大的方面进行革新。上一次股改解决了同股同权的问题，中国股市起码在形式上和国际接轨了，但并没有解决股价结构扭曲的问题；现在面临二次股改，就是要完成股市运行机制的市场化，要让价格和市场供求关系进行自我调节，这些都需要先做好制度设计。目前尤其要做好上市、再融资和退市重组三个门槛的制度设计。

　　上市门槛要提高，价格和供求是不能随便干预的；而再融资的门槛要降低，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正是产业并购的好时机，证券市场要提供这样的杠杆，蓝筹企业有购并重组，股价才能起来。目前大的并购案监管层可能一年都批不下来，等到一年之后时机早已错过。

　　《上海国资》：这跟国有体制有关吗？

　　华生：跟国有体制倒没太大的关系，无论国企民企，企业一开始上市大都是一股独大的，这不利于市场并购，而允许再融资市场化，股权就会不断被摊薄，公司就可能会成为被收购的对象，这其实也是国企改造的一条路。而现在公司上市以后，再融资市场不完善，国企改革的路也不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