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最新行情

　　农行上市不应被看做国有银行改革的收官之作，而是下一轮改革的新起点

　　上周，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香港两地分别上市，在弱市中创造了全球迄今最大IPO。至此，中国四家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已全部改制上市，且在全球市值前十大银行中占据了四席，国际上甚至出现对应“华尔街”(Wall Street)的“长城街”之说(Great Wall Street)。不过，走进国际资本市场只是步入新起点，未来的挑战会更巨大，未来的发展道路漫长而艰难。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可能就此收官。

　　从政府襁褓中的婴儿，到面向全球投资者的上市银行，这一巨变对中国银行业、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国的银行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分立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为起点，直至2005年始长达五年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即工农中建)改制上市，改革之路漫长而艰辛，渐进行程中包含了突进与腾跃。 如今的国有银行资本雄厚、账面干净，初步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的制度框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未遭受重创，反而扮演了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执行者的角色。

　　四大行上市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系拜“中国概念”所赐，正是中国宏观向好趋势使得投资者热情高涨。以中国经济的潜力，以中国银行业庞大的规模，有理由对中国银行业的未来感到乐观。然而，这些并非中国银行业繁荣的充分条件，有诸多繁重任务有待完成，上市只是银行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如果在IPO成功后弹冠相庆、误以为“毕其功于一役”，那是极不足取的。此时，更应警惕改革停滞，甚至倒退。下一步，国有银行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仍是“行百里者半九十”。

　　应该看到，四大行改革的成本是高昂的。经过数轮呆坏账剥离、内部重组、政府注资，方有今日成果。据测算，国家为此付出的成本近4万亿元，与政府在四大行持有的股份市值相当。“欠债”如此之重，就更没有必要为迄今改革成果沾沾自喜。

　　从改革路径分析，改制上市可称一组“外包”行为，即由于原有股东不尽合格，而把股东监管责任通过市场来“外包”，达到对银行内部人的控制的监督。但IPO只是“外包”第一步。促使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化的意义上“形似走向神似”，真正建立公司治理机制，市场的外部约束最终需要通过内部深层次质变发生作用。

　　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因脱胎于“国有”而转型“商业”走渐进之路，至今对银行基本功能仍存在广泛的误解。当下的国有银行还存在浓厚的“向上负责”的取向，而不是以价值为基础。一家市场化环境中的优质大银行，全行上下当拥有共同的信仰、文化，对贷款能贷不能贷，大多数人都能作出正确的独立判断。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即便在改制后，国有银行也相差甚远。银行在本轮经济刺激政策中的作用，也并非完美无缺，银行放贷的独立性便饱受质疑，这些贷款对未来银行资产质量和业绩的影响也有待观察。

　　立足中国现实，在可预见的将来，政府仍将在银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下一步改革必须让公司治理真正起作用，政府作为大股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以对银行、对其他所有股东负责的态度建立并运营好董事会，银行治理应当远离“官本位”，提高透明度，让商业法则主导银行发展。

　　为此，国家股东和监管者都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避免越位和错位，许多已成积习的不规范之处必须纠正：代表政府的国家股东必须尊重公司章程，通过股东大会行使权力；董事会和党委“两张皮”“内外有别”的做法必须尽早结束；监管当局列席董事会会议亦不可取，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董事会正常履行职能，便公司治理落到实处。

　　农行的情形尤为特殊。作为改革的后来者，农行在国际资本市场弱势局面中逆市上市，成功殊为不易，但其面临的严峻考验也刚刚开始。作为一家姓“农”的银行，农行既然通过资本市场之旅，庄重陈述了自身在未来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可能商机，其“支持三农”的政策性任务当如何处理？农行重组没有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未来如何在董事会内外增加制约平衡的机制性安排？这些问题均应在后续改革中给出恰当回答。

　　银行改革当继续深化，政府须当厘清政治领导人、监管者、所有者、管理者的各自职能，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而纵观全局，医治银行“资本饥渴症”、规范地方金融机构、进一步对外开放、搞活民间金融，等等，中国金融业可谓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