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博弈》一书中曾指出，美国经济之所以超过英国，且将阿根廷远远抛在身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拥有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中国创立并大力发展了属于自己的资本市场。

　　在他看来，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推动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要借鉴美国教训，平衡市场创新与审慎监管；尤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实现中国金融产业的市场化，以此推动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推动市场经济体系建设

　　《21世纪》：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至今，取得了哪些明显的成就？与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完善是怎样的关系？

　　祁斌：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中，过去十几年中从后台走向前台，未来是中心舞台，这是毫无疑问的。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曾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所以不宜发展资本市场。但是，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就是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或加速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总体来说，应该说还是起到了这个作用。

　　首先，资本市场使得中国的企业有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定价方式。近年来，关于中国企业转让或被外资并购有很多争议，很多企业转让以后一上市，发现价格涨了很多倍，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缺乏一个给中国的企业进行科学定价的平台，缺乏一个强大有效的资本市场，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很多企业一直是按净资产定价。中国的企业，如果能够达到标准的，都应该在参与世界经济循环之前走向资本市场，这样就有一个合理的定价方式。现代金融理论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企业的价值决定于它未来能产生多少利润。怎么才能知道未来的盈利呢，必须要通过资本市场来定价，博弈的对手越多，价格越接近价值，这对中国企业的定价方式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第二，引进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资本市场提供了更多的监督机制，让中国的企业治理结构能够更完善，同时拓展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例如，我们的一些国有商业银行在上市前，很多国际机构曾有过非常悲观的看法，通过改制上市，完善治理结构，市值已经跻身于全球五百强，这个过程中，国有资产的价格上升了数倍，为什么有这么大价值的提升？因为有了市场力量的约束，有了更多的人在监督，所以治理和决策过程会有很大的进步。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是一样的，很多民营企业放弃一些股权换来更好的治理结构，实现了价值极大的提升，也为其未来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实现横向和纵向的并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对企业家自己也是非常有利的。

　　《21世纪》：资本市场对我国走向世界强国还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

　　祁斌：我们的市场是从1990年开始，到今天18年，我们总的来说是发展比较快的，中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现代金融体系，才能够真正走向世界经济强国。

　　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有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简单地把GDP做到很大，没有高科技，也没有技术含量。恰好看到近期的《环球时报》上面有一篇文章讲到，中国目前的GDP总量已经达到350个阿尔巴尼亚，但是人均GDP比全球第96名的阿尔巴尼亚还要靠后。另一种路径是不仅要有庞大的GDP，还要有足够的技术含量，要有科技产业，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大国，而做到这一点一定要有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撑。也就是说，中国迟早要面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资本市场，一定要学会管理和驾驭这个市场，才能真正走向现代经济。

　　凡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资本市场都是比较发达的，也就是说一个有效的、强大的资本市场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如果资本市场比较落后，可持续发展能力就稍显不足。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1975年到2000年25年之间，几十个国家的平均发展速度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高度相关，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发展资本市场。

　　服务于实体经济

　　《21世纪》：在你看来，目前我国实体经济中的哪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或改善的？

　　祁斌：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上的一个奇迹，一个大国的经济连续30年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长，确实很了不起。但是走到今天，中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现要面对两个转型问题，一个是消费结构的转型，一个是产业结构的转型。

　　中国现在迫切需要从传统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

　　举一个例子，去年一个欧盟代表团到我国沿海地区的一个省份去调查，因为这个省的打火机在欧洲卖一个欧元以下。现在的打火机非常复杂，做得非常精制，欧洲人认为这么好的打火机成本怎么可能低于一个欧元，中国人肯定是倾销了，所以他们来调查政府有没有补贴，结果来了一看，发现中国人非常聪明，把原料循环使用，最后平均下来，一个打火机的成本的确低于一个欧元，他们没话说了。但问题的本质是，这样的打火机一共才卖一个欧元，利润或许只有几分钱，原材料价格的变化、环境保护的要求、工人最低工资的调整、人民币的升值，任何微小的变化都足以使得这些厂家开始破产。最近的几个月，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到经济新闻里有诸如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厂破产之类的消息，原因就在于我们很多企业原来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

　　从长远来看，这种产业的升级和调整早晚要来，只是金融危机缩短了给我们调整的时间表，转型的压力陡增。压力来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转化为动力。

　　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转型是今天中国经济中最为迫切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怎么解决？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资本市场是否能够发挥功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1世纪》：对于擅长于“中国制造”的国家来说，要实现这种经济模式的转型是比较困难的，国际上有没有这方面的先例可供借鉴？

　　祁斌：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随着战后重建，美欧各国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经济走向繁荣；50年代末期，日本开启了经济走向繁荣的历程。随后，60年代，亚洲四小龙开始起飞。

　　70年代以后，随着初级消费增长趋缓，欧洲和美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经济滞胀阶段。日本从1989年经济泡沫破裂进入持续低迷，至今一蹶不振。亚洲四小龙的奇迹止步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此后鲜有作为。

　　从70年代末期开始，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在美国悄然兴起。从那时起，美国的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网络等高科技产业相继涌现并迅速在全球确立了领先优势，促使美国经济实现了产业升级。90年代后，美国进入了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新经济时代，其高科技产业的优势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在一些附加值最高的尖端科技行业占有垄断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起了核心作用。以硅谷和华尔街为代表，美国形成了以科技产业、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相互联动的一整套发现和筛选机制。

　　2007年，欧盟颁布的《欧盟竞争力研究报告》承认，欧盟在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方面落后于美国二十八年；日本近年也承认其在信息产业等方面落后于美国十年以上。

　　从本质上来讲，这种国际间产业升级的竞争取决于其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产业的升级、经济的转型是一个有效的资源配置的自然结果。从长远来看，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是更加可持续的，过去20年间，美国的年均实际GDP增长率是2.9%，高于德国的1.6%和日本的2.0%。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在上个世纪的后30年，华尔街正是服务于美国经济转型的需求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身也获得了非凡的发展。一旦虚拟经济偏离了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轨道，就很容易“剑走偏锋”，最近美国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华尔街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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