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立(社科院金融学者)

　　1999年5月19日，股市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从1000点附近一跃而起，在短短的40天时间里上涨超过70%，很多个股价格大涨数倍。在此之后，每当市场不好，希望政府出台政策干预股市时，投资者总是回想起当年的“5·19”行情。

　　现在市场有一种声音，认为当前的股票市场政策面和基本面与9年前的“5·19”行情十分类似。该判断无疑带给很多投资者以希望的曙光，于是很多人加入了抄底的行列。

　　当前的市场形势与“5·19”行情的确有些相似。“5·19”行情的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而如今是全球金融危机；1999年，中国企业的出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国企改制后部分工人下岗，如今是出口企业面临困境，出现农民工返乡潮；1999年物价是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如今是物价涨幅从8%迅速下跌到3%，通货紧缩的威胁日益加重；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降到7%上下，电力消费出现了少有的负增长，如今电力消费已经出现负增长，GDP将出现“保八”的挑战。

　　在1999年的危机和挑战面前，政府采取了刺激股市的措施。政府知道只要股市活跃，老百姓的手中财富增加，可以刺激消费，有利于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泥潭；股市可以为国有企业融资，有助于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刺激股市上涨可以增加内需”。

　　从现象上看，当前的股市政策面及基本面和1999年真的十分相似，但客观地分析，当前的市场背景与“5·19”行情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对股票市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了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的缺陷，同时认识到直接融资的优越性，这种认识在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后被进一步强化。因为新经济泡沫破灭了，股市大跌，但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这就是股票直接融资的优越性。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金融改革目标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和美国类似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大力发展股票直接融资等都是在这种改革思路下的产物。

　　而有关“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样是美国的舶来品，直接来自于美国的“资产型储蓄”——即通过居民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增值来弥补储蓄的不足，资产型储蓄成为储蓄的替代品。无疑，如果我国能通过增加“资产型储蓄”(即 “财产性收入”)，就可以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内需不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但是，现在股市大幅度下跌的事实告诉我们，“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2007年10月份的6124点至今，股票流通市值已经缩水5万亿元，指数下跌70%，几乎所有持有股票的投资者损失惨重。

　　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使我们重新认识股票市场及投资银行的风险与监管问题。在几天前出台的“金融国九条”中，对股市的定调是“保持股市稳定”，而扩大直接融资的重任已经落到债券市场，这是决策层对股市态度的重大变化，股票市场前头的许多定语和修饰词悄然消失了，此时再提“股市上涨可以刺激内需”这样的话未免有些“天真”了。

　　第二，经济基本面发生了深刻变化。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得以突破，使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得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使中国基础设施得以完善，汽车业也是从那个时候进入百姓生活的。

　　另外，1999年IT产业正如火如荼。中国股市在那一轮上涨行情中的龙头就是科技股，清华同方、清华紫光、综艺股份、海虹控股、中兴通讯等是那个时代的“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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