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交所比上交所早生半个月(4)

　　广州日报：对于当前股市的起伏，有人开始质疑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也开始质疑改革成功后牛市是否提前结束。

　　华生：这个市场，从去年开始调整，还将需要长期的调整，这个调整是需要衡量的。并没有改变股权分置改革本身的成功性。相对来说，现在还是牛市阶段，毕竟股指比起3年前，还是上涨了3倍半。直接用单纯经济基本面分析做国际比较，对未来的判断可能更加单纯一些。因为去年实际上，我们当时比较明显的表现出新进市场的那种狂热，因为当时全世界的人提醒了中国的股市估值太高了。

　　股市最大压力是新股，不是“大小非”

　　广州日报：作为股份制改革提出推动者，如何评价股改，尤其是国有股解禁影响A股行情的问题为何长期以来悬而未决？

　　华生：国有股法人股分期流通在股改之初就已是公开透明的信息，只是投资者一直以来，特别是去年股市向好时，忽略国有股解禁信息低估解禁风险，解冻股的股东在当时也是观望，因为解冻两年前就已启动，当时并没很大程度上影响股市。事实上，现在大小非已经解禁多数，目前影响市场最大因素是新股到期解冻。

　　广州日报：这段时间多数专家认为，排除国际因素，股市下挫的最大利空是大小非解禁，而你认为是新股，为什么？

　　华生：大小非目前只是解禁股的一部分，据我测算，解冻股中新股比例超过大小非，而且大小非越来越少。而不能把所有解禁股都归到股改前的大小非头上，也就说，对市场冲击影响，常态发行的股票将是市场最大压力。解禁股，国际因素、宏观经济基本面是影响股市的重要因素，但基本面起着决定作用。一年前经济基本面不支持时，大小非也不减持，非到了开始下跌才减持。

　　对于证券市场，政府的责任不能缺失

　　广州日报：你分析中国股市目前主要问题有哪些？

　　华生：最重要的是政策本身透明度、连续性和稳定性建设，要摆脱个案管理，实现真正的制度管理。比如再融资问题，在西方完全是市场行为，董事会开会决定就可以融资。中国则需要逐步撤出管制，尽管可能存在制度衔接问题，但这是改革的方向。又比如新股发行制度呼吁这么长时间，现在还没有拿出实质性的改革办法。再比如保监人制度，由于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实际上政府承担着责任，保荐人拿着高薪。

　　另外开放式基金制度。一个基金经理当面跟我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傻了，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送给基金，他们真以为基金是一个赚钱的机器，实际上基金经理知道，在这个高的点位上进行管理是很有问题的。基金现在整体大幅度下降，是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去年整体基金没有增发的计划，要拼命扩张，第一靠增加基金的收费，同时增加自己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地位，最终带来的是整个行业的箫条。但是任何个体不会考虑个体行为最后会带来行业的箫条，起码个体的相对地位是改善的。而这是监管者的责任。什么人可以成立基金，成立多大的基金，基金什么时候可以发，可以发多少，都是政府决定的。

　　广州日报：按照现在的发展水平，你认为中国股市要成熟还有多长路要走？

　　华生：实际上面临两个转变，一个要从过去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市场，逐步过渡到一个开放的，跟国际市场能够接轨的一个市场。另一个则是从新兴市场走向成熟市场，实现这两个转变，A股至少要5～10年。

　　华生——

　　1953年生, 现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东南大学兼职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著有由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英文专著和《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等书。

　　华生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制度变革(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者和推动者。

　　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国家是谁呢？谁也不知道。当时还有一个荒唐的说法，全国所有的企业都是中央的。后来江泽民总书记讲，国有企业“人人所有，人人不管”。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的股票就好像从睡眠中一下子醒了过来。股价猛涨，于是黑市盛行，自然就需要建立一个规范交易的场所。

　　后来很多人都问过我，在深圳打头阵、越雷区，怕不怕？孙子兵法有这么一段话：“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利合于国。”只要坚信利国利民，就要勇往直前。

　　——深圳原市委书记 李灏

　　一个基金经理当面跟我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傻了，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送给基金，他们真以为基金是一个赚钱的机器，实际上基金经理知道，在这个高的点位上进行管理是很有问题的。

　　——经济学家 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