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中央来了调查组？

　　李灏：有多少人来调查研究我也说不清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次：一是特区十周年以后，受江总书记委托，周建南同志来进行了调查研究。周建南是周小川的父亲，原电子工业部部长。中央让他来深圳一起研究股票市场下一步怎么搞。周建南回京后准确地向党中央汇报股市利大于弊的观点，同时提出具体改进的意见。另一次是姚依林同志在一份材料上批示，经李鹏总理同意，派吕培俭同志带人来深圳做调查。这个调查总的来说也比较实事求是。1991年，当时场外交易泛滥，暴涨暴跌，波动太大，控制不住了，普遍的想法是“投机性太大，风险太大”，差一点就关掉了。

　　全国股民涌向深圳 警察动用了催泪弹

　　直到今天，中国股市的新股发行机制仍然是备受诟病，“一本万利”的打新股造就了中国独特的打新股神话。事实上，中国股市第一次重大群体事件——“8·10”事件，就源自于深圳市1992年新股发行。当时，共有120万人涌入深圳。排队者不分男女老少、已婚未婚，前心贴后背地紧紧拥抱在一起长达10小时，为了认购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新股认购抽签表共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表100元，每一购表人可持10张身份证购10张抽签表。中签者可买1000股新上市股票。10日傍晚，排了两天两夜买不到表、又发现有人舞弊的几千股民开始聚集、围观，继而游行。随后，数万人围在市政府周围，砸汽车、砸摩托、攻击执勤干警，有关部门不得不动用催泪弹和水炮驱散人群。

　　如果当时犹豫不决、请示汇报，就死定了

　　广州日报：“8·10”事件发生时，情况很危急吧？

　　李灏：如果说前面深交所差点被关是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话，“8·10”事件则是同老百姓的问题了，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我觉得我所经历的、可以同这一事件比一下的也就是1987年几万人冲击深圳边检事件了。当时谣传英国女王生日将大赦三天，特许非法入境者为香港永久居民，广东及其邻近的海南等省群众轻信谣言，从5月初开始有不明真相的群众拥向深圳特区管理线外围，到6月20日达到高峰。惠阳地区有的农民在地里干活，脚都不洗，就来了。

　　“8·10”事件的主要原因就是新股发行的方式考虑不周，买十张一定能中一张，中一张就能赚一两万元钱，几乎是没有风险，那不是全国股民都吸引来了，由于股票供不应求，发生了一些突发情况。如不能及时平息，后果不堪设想。

　　广州日报：那事件是怎么平息下来的？

　　李灏：没什么别的办法，就是把下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当年发行。由于情况紧急，当时草草写了几条就拿去广播车广播：“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明天还在原来地点卖。”结果，游行队伍一下就散了。事后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请示汇报，就死定了。

　　经济学家 华生

　　A股市场成熟 至少还要5年

　　文/图 本报驻京记者柳建云

　　1998年2月，华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认为中国股市需要尽早纠正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产权关系不清的制度缺陷。2005年初，中央决策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后，在股改的各个主要阶段，华生先后五次发表长篇论文，成为推动股权分置改革权威的理论声音。

　　去年股市的泡沫，政策有重大责任

　　广州日报：去年10月中国A股市值最高达到33万亿元，一年后沪指狂泻3000点，而有关股市牛熊的话题演变成了政府救市与反救市的争论。你怎么看？

　　华生：本来政府是不应该救市的，但中国的投资者很幸运，就是说，如果市场惨不忍睹，还是有降落伞和救生衣的，这是中国的国情。中国股市现在根本没有摆脱政策。去年的泡沫，应该说政策是有重大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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