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杉：不救市为什么不能成为话题

　　刘杉

　　股市中有多头和空头之说。

　　因为看空而卖出，因为看多而买入，多头和空头的博弈构成了交易，这才形成了股票市场，也成就了市场不可预测的迷人之处。

　　多头和空头，是市场交易的两极，也承载着不同的市场判断。炒股的人，看惯了市场中的买和卖，却不适应不同观点的碰撞和讨论，其行为有如股市的单边市，只许我放屁，不许你喘气。

　　有关股市“救市”还是“不救市”的争论，因为胡舒立的一篇评论而突然升级。《财经》主编胡舒立在最近出版的一期杂志中鲜明指出，政府不该讳言“不救市”，并强调“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

　　在胡文发表之前，北大教授霍德明曾因表示不该用降低印花税来救市而遭到万名网友的攻击。

　　同样，胡舒立的“何必讳言政府不救市”的观点一样遭到股民的谩骂，其所受的猛烈程度并不亚于霍德明。更有上海媒体人，以带有“耳语者”的猜测而加以评论，更凸显利益驱动下的低俗心态。已经超出政策辩论边界的这些批评，真实反映了股市利益博弈的激烈程度。

　　在“救市论”大加横行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给“不救市”的观点予以尊重呢？

　　我在去年4月17日的一篇题为《泡沫论已经被泡沫淹没》的评论中引用过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描述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华尔街股市疯狂状况所用的一句话，“假如你很明智，足以看得出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就像厚纸做的房子那样脆弱，会如何呢？假如你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抱怨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开发接近于沼泽地的状况，那又会如何呢？那么你会跟整个一代人唱反调”。

　　这个时候敢说“不救市”，就是在和整个一代人唱反调。

　　从这点看，你不得不佩服霍德明和胡舒立的勇气，不管他们的观点是否严谨和正确，但他们至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并没有以任何人的名义，或者以某些人的代言人自居。对于真实表达观点的人，一个社会应该予以基本的尊重，这是公民社会有别于暴民文化的基本区别。

　　救，还是不救，这由不得霍德明和胡舒立，也由不得刘纪鹏和水皮，就算是证监会也不能说了算。

　　以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的逻辑推论当有一定的假定条件。而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任何的政策选择也必然以利弊来取舍，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如果我们抛开救与不救这个纠缠不清的死结，站在市场之外看政策，我们会发现，市场有市场的逻辑，政府有政府的考虑。

　　先说市场。沪市从去年10月16日最高点6124点，经过5个月的下跌，在上周四下探到本轮牛市的最低点3271点，下跌幅度近50%，其惨烈程度超过中国股市的任何一次熊市。很多去年10月入市的股民，损失惨重。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股市的大跌？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一个因素，但次贷绝不是中国股市大跌的主要原因。平安疯狂融资是导火索，但即使平安只提出融资160亿，那么接下来还会有浦发银行160亿，还会有中国人寿多少亿，还会有某只鸭子多少亿。为什么？因为股市就是融资的市场。在大多数人看来，小非疯狂减持其实是股市大跌的主要原因。理由何在，股市如菜场。大白菜多了，价格就低。钱多了，大白菜就贵。供求关系决定了价格。

　　融资行为减少了资金供给，小非抛售增加了股票供应，股市大跌，就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