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夫：尚福林与保尔森的不同使命(2)

　　当然不是。笔夫认为，虽然同样面临股灾，但是，两国资本市场面临的制度建设任务却完全相反。如果美国金融市场动荡是因为管制过少的话，那么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依然是管制过度，对于中国股市来说，当前最好的救市手段就是立即放松管制，而不是追随美国加强管制。

　　计划、管制，这是我们这个经济体的历史渊源和难以更改的特征，因为我们已经搞了近五十年的计划经济，这一点与美国正好相反，所以即使我们的经济再怎么开放和自由，这个烙印永远也不会消退，资本市场尤其如此。

　　那么，目前股市的困境是放松管制的结果还是管制的结果？

　　笔夫的观点是，本轮牛市的全部成果可归结为放松管制的结果，而下跌如此之大则是放松管制不彻底甚至是重新强化管制的结果。

　　先来看放松管制。以尚福林主席为首的证监会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可以看做中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放松管制的措施，其意义不言而喻，而且已经获得市场的充分认可。接下来是众多的基金获得批准，政府甚至批准了一些QDII，使那些国内的投资人初次得到投资于海外市场的机会。QFII基金的获批更显示了政府试图将A股市场变成一个国际资本竞技场的决心。

　　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发生在不长时间的两年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更加认识到其意义的重大。

　　但是，对于成绩的过高估计使我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中国资本市场放松或解除管制的道路才刚刚开始，任何不彻底的改革不仅压缩了改革的剩余空间，而且可能毁掉改革的既有成就。

　　当我们误以为政策市可能已经远离了这个市场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壮大反而增加了监管者直接调控市场的冲动和能力。当我们为基金队伍迅速膨胀而庆幸时，掉头才发现审批制本身就存在极不合理的制度设定，管理者试图以市场走势作为基金发行的节奏。殊不知，不经意之间，管理者代替市场本身充当了价值的评估和判定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买者自负实际上成了一句走过场的空话。

　　股指期货推出的优柔寡断和一再延误是管理层满足于改革现有成果的又一例证，笔夫认为，正是股指期货的延误才导致了基金抱团取暖的现象，使得市场在没有内在性的制约因素下呈现单边运动格局。实际上，如果允许股指期货这种可以激活市场的内在制约因素的金融产品早日推出，市场可能在不需要经历如此大规模的单边下跌就可以通过市场主体间自律和内在的约束力量来逐步释放市场做空的能量。

　　在没有做空机制的条件下，市场主体的行为趋于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力机构通过这种一致性的选择和认识对市场投资价值进行集中引导，从而有利于其实现利益输送和价值实现。所以，在这种集中式的投资价值观引导之下，所谓的风险教育的声音显得是多么的微弱和苍白。

　　严重缺乏金融产品和不健全的产品结构与日益成长的机构投资者规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产品的缺乏将会对投资机构的稳步健康发展埋下巨大的隐患，除了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等在国际上通行的各种金融产品都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显示了政府仍然没有显示出迅速放松管制的意愿，而这些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所造成的无形的伤害恐怕要比目前股市大跌本身的害处还要大得多。

　　如果我们不是过于功利性地考虑救市行为，政府就应该以此次大跌作为契机，对资本市场的制度性问题进行重新的审视，以期资本市场将获得一次更加长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