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还是不救是一个问题(2)

　　后股改时代，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主要矛盾有二。一是供给大于需求，资金流出大于流入的问题，从大小非减持，新股发行、H股回归，拟议中的红筹股回归与推出创业板，存量的资金是有限的，民众不可能把8万亿的银行存款全部投入股市，但上市资源却源源不断，看不到尽头。去年资金净流入略大于流出，今年头两个月，净流出是净流入的1.5倍，却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导致市场呈现崩溃态势。资金继续回流银行，难道金融改革的目的是继续让银行承担80%以上的融资功能吗？资本市场需不需要发展，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首要难题。

　　二是大资金有了更好的投资渠道，比如做风险投资，比如自行创业上市，而创业板的推出为风险投资提供了比以往广阔得多的赢利渠道，以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很多投资者都抱有此种想法，与其在二级市场任人宰割，艰难地获得10%的收益，还不如直接转投创业市场与一级市场，轻松赢取五倍以上的收益。

　　面对主要矛盾的变化，有关方面如果依然不思良策，抱着以往的一套不放，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发展的前景。这绝不是大多数希望中国资本市场与中国经济成长的人所愿意看到的。在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层的责任是，既要建立“三公”市场，杜绝内幕交易，也是完善市场制度，对于一二级市场施以同样的原则。

　　救市的真正含义是，继续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对所有的投资者一视同仁，把他们从被套的山冈上解救下来；而不救市的真正含义是，对市场不负责，与广大普通投资者的利益作对，继续维持行政之手对一级市场与微观交易市场的深层次渗透。在目前这一转轨阶段，政府应该也必须救市，这是民生政府、市场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叶檀

　　胡舒立：不能救，亦不必救

　　我们频繁地听到要求政府救市的热切呼吁。当前，市场上救市建议五花八门，既包括一些证券市场发展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有一些旨在托高指数、伤害制度的短期行为，性质迥异甚至互相矛盾。其核心则在于强调政府必须救市，有责任也很有必要，可谓求救声声急。

　　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也是市场监管者理当践行的基本准则。道理非常简单：政府既无法定职责、亦无认知水平来调控作为价格信号的股指，与千万投资者博弈无异于螳臂挡车。如果说，在中国年轻的资本市场，市场基本制度建设重任在肩，管理层选择市场低迷时期推出一些改革政策可以理解；但据此而在主观上竟存以政策救市之想，则错谬之至。至于为了救市而搞短期行为，伤害制度之本，公然给市场以“政府救市”提示，更是断不可为。

　　回首中国资本市场近20年的发展道路，政府出于各种压力，过往亦不乏“救市主”行为，但与之相伴的只是一连串败绩。沉痛的教训早已证明，中国“国情”并未使市场运行背离基本规则。监管者的责任在于信守“三公”原则，维护市场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保证投资者只赚不赔。这已经成为当今理性市场参与者的共识。当前，股指下滑，救市之声再起，倘监管层在非理性诉求面前躲躲闪闪，讳言“不救市”，只能给不明就里的众多新入市公众投资者徒留侥幸心理和幻想空间，给最高决策者造成无端压力，是一种不负责任之举。

　　“救市论”甚嚣尘上，充分显示了利益冲突和思想混乱。颇有人以近期美联储针对次贷危机的系列举措，旁证“救市有理”。这不是误解便是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