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观牛市(2)

　　中国股设想

　　“中国股”的发行，使央行可以用调息与买卖中国股两条腿走路。

　　有什么宏观政策，可以用来有效地抑制股价，但又不会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答案在于调高股市的风险溢价。能否找到一种工具，它既能达到宏观调控股市风险溢价的目的，又不会扭曲个股的交易和定价？国债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像一般企业一样，国家也可以发债券。央行通过国债的市场买卖来控制货币的流通量和基本利率。那么同样，像一般企业一样，国家也来发行股票，我们且把它叫“中国股”。

　　“中国股”的具体操作可以有很多方式，我这里提一个具体的构想：股票的根本价值来自未来的红利，每股“中国股”的红利直接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挂钩。比如说，我们可以设定每股每年获得国民生产总值的十万亿分之一作为红利。随着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涨跌，“中国股”的红利也跟着涨跌。

　　“中国股”的市场定价和一般股票没有概念上的区别，它的所有风险都来自未来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投资人在“中国股”上不仅能得到国债利率的基准收益，还能得到市场对国民生产总值波动要求的风险溢价。简单地讲，如果把国家看成一家上市公司，“中国股”就是这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

　　“中国股”的发行，使央行可以用两条腿走路，央行不仅可以用调息来调节整个经济的投资、生产和消费，也可以通过买卖“中国股”来调节整个经济体的风险溢价，协调经济体对风险的总投入，达到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如果资本市场有泡沫的危险，央行可大量发行“中国股”来调高风险溢价，抑制泡沫化的股价。如果由此造成货币流通的不足，央行可通过买进国债来调控；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股市崩盘，风险溢价变得过大，而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央行又可以买入“中国股”来进行调节。

　　(《发行“中国股”》，刘劲，5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

　　监管者的责任

　　中国这次牛市，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投机浪潮，没有起到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效果，可以说我们正在和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政府和监管人员的作用在股市中不可忽视.。在大多情况下，政府和监管人员会对牛市感到满意，因为牛市意味着繁荣，况且，高股价意味着低融资成本，而低融资成本对一些比较艰难的经济改革有利。所以，当股价在上升但总体水平不是太离谱时，他们都很高兴。但当股价涨得大大超过基本面可支持的程度时，政府和监管人员面临着一个难题。理智的做法就是通过舆论或政策，让市场重新认识到股市的内在风险，把价格拉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从而规避有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但是从政治上考虑，做理智的事情往往很难。在牛市的颠峰，人人皆股民，而且大量的股民是在高价位入市的，人为拉低股价不大可能让股民感恩。 再者，政府行为常常会被指责是扭曲市场自然秩序，因此, 从自身利益出发，监管人员往往会选择静观策略，等待外界因素来刺破股市的泡沫。

　　(《剖析股市众生相》，刘劲， 5月10日和讯网)

　　我们的股市在公开鼓励一种奖劣罚优的文化：由于股市被政府垄断，大量上市指标给了一些低效的国有企业；而投资者由于投资渠道有限，只能在股市里选择投资对象，这个“壳”就变得很值钱。

　　只要能上市，好企业坏企业没有区别，这成了一种奖励机制。政府用这种方式奖励垃圾企业，给全社会塑造一个非常坏的榜样。这实际上是变相惩罚了好企业和好经理人，最后就是劣币驱逐良币，逼着好的企业要么远离、要么也跟着学坏。

　　结果，好的民营企业只好到境外上市，而那些能到海外上市的行业恰恰是中国现在的创业热点，它们真正受到了股市的激励。

　　(《中国牛市的遗憾》，陈志武，8月30日《南方周末》)

　　“噪音和虚假信息”是决定股票跟上市公司之间的距离的核心要素，为了使股市更像投资市场，制度架构设计的核心目的就在于最小化市场上的“噪音和虚假信息”。 首先要有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还必须对操纵信息、对以虚假信息操纵股票价格的人绳之以法。第三个同样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政府不能救市。如果一方面监管部门说“买者自负”，另一方面，在每次股市大跌时，又通过社论鼓励人们进入股市，通过给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施压只许买进不能卖出，严格限制新公司上市以抑制股票供给量，监管部门以各种方式托市，把监管市场等同于管理股市指数，那么，最终会没有人对真实有用的上市公司信息有任何需求，因为与其分析上市公司，还不如赌政府的救市政策走向。

　　(《中国股市怎么了》，陈志武，6月18日《证券市场周刊》)

　　政府干预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而我比较倾向于政府采取一些市场化的干预方法，同时也是一些能够使得市场更规范、更透明的方法。因为我认为中国股市的参与者虽然有很大的投机性，但是如果大家知道了股市的实际情况，那绝大多数投资者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意识的。因此我希望监管机构把目前上市公司交叉持股的情况搞清楚一点，使投资者能够对中国企业的盈利情况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梅建平：中国政府在应对流动性上空间是比较大的》，6月2日《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