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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经济学界掌握话语权的人中，声音最响的是郎咸平先生。因为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了“经济学界良知”的代言人，也因此，他开出的药方格外受到重视。
不过，暂时的支持者众多并不代表真理在握，而药方是否有效，也要看之后效果如何。郎咸平先生在抨击国企民营化弊端之余，将目光转到了技术层面：一是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是经理层缺乏信托责任之故；而中国的资本市场搞不好，是因为缺乏美国的辩方举证
与集体诉讼。同时，为了论证此次股改的失败，郎氏拉出了撒切尔夫人时期的国有股减持作为例证。联系前几年郎氏所说，“大陆法系的强国之本，就在于加强中央集权而建立起一套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纪律”，看来郎氏所开的药方是合剂，一是加强外在权威，二是加强美国式的法律威慑，如此内外兼修，中国式的有效率的现代化企业自然水到渠成。
用外在权威建立企业信托责任，其实质无非是建立经济界的权威模式，但这一方法能否建立信托体制大有可疑，中国的秦朝、欧洲的中世纪，好像都没有建立起信托王国。企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由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来，是特定时期的企业组织样式。如果市场以国企为主、而国企产权不清，如果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就无所谓信托责任。只有中国的产权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劳动力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经理人信托才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可能。所谓的中国经理人缺乏信托责任，不过是为缺乏信托责任的制度土壤辩解的障眼法。
辩方举证制与集体诉讼制当然是极好地保护中小股民的制度，但郎氏似乎忘记了如此良法无法施惠于中小股民，正是出于当年资本市场为国企保驾定位所致，现在的股改不过是在偿还欠账。尽管我们的《证券法》借鉴于美国，但由于现实约束条件，郎氏赞美的两项制度无法在中国股市发挥作用。
郎氏来自于西方市场，对于中国国情了解不深，情有可原。但在中国决策层下决心开始股市的市场化转型之时，偏偏挑出这两项制度来说事，其用意何在？话说回来，中国股市目前以行政监管为主的体制，不正符合郎氏加强行政威权的逻辑吗？
郎咸平认为中国的股改应该学习一下英国的经验，这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忘了提醒大家一下，撒切尔新政的另一个名词是民营化，出售国有企业股票不过是民营化的基本模式。在出售国有企业之前，英国政府善于包装，用先易后难、先出售赢利企业、后出售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及处于衰落的老企业的方式进行。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英国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如简化购买手续、允许分期付款等，鼓励普通居民尤其是本企业职工购买股票，最大限度地吸收广大国民参加，从而既增加购买国有股的资金来源，又保证出售时的公平性。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市场化的成果，英国的金融与股市的改革也就丧失了必要性。
郎氏施展乾坤挪移大法，以西方的学术背景指点中国经济江山，先肯定中国经济的国有体制，现在又全部落实到技术层面，这样，如果一些改革失败，责任当然只能由经理人、法律制订者等技术人员承担。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新时期的变种，在有志之士付出了百余年的改革代价后，相信对此会有自己的判断。
作者：叶檀 每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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