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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中国改革的进程是伴随着对“公平和效率”问题的争论而展开的。经济增长的理想状态是帕累托改进，也就是说资源运用的结果能增加至少一个社会成员的福利，而其他成员的福利并不减少。这种思路在改革前期得到了贯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从增长效率上来看，中国经济举世瞩目，然而增长的质量却不尽如人意
。增长并不同于发展，这正在成为中国政府的新认识。当全社会只有极少数人的福利增加，而其他成员都没有增加的情况下，那么这种资源运用的方式就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虽然表面上经济增长的数字也很漂亮，但是不公平就会让数字失去意义。
这种经济上的不公平，迅速蔓延到整个社会，社会治安就会面临严峻挑战。一些神经元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不公平感会促使一个人冲动决策，往往做出报复社会的举动来让自己获得满足。他们在不公平感的推动下，大脑边缘系统就会特别活跃，就容易进行抢劫和绑架。世界银行近日公布的一份关于拉美贫富差距的研究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阿根廷在本世纪初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贫困人口迅速增加，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家庭沦落到贫困阶层。阿根廷的基尼系数从0.43上升到0.55。阿根廷近年来绑架和抢劫案大量增加，社会极为动荡不安。拉美的教训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底层民众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一旦这个庞大的群体被排除在发展之外，那么这个社会很可能会孕育危机，经济也往往无法持续、稳定地发展。
刚刚结束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发展的目标作了一些修正，是必要而且及时的。从“十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最明显的转变是在执政理念上的转变，将新农村建设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并不奇怪，2004年和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事关“三农”，二元结构造成了农民的损失，尽管农民的平均收入也有所增加，但是同城市人均收入的增长相比，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机会上的不公平促成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恶性循环。而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是对此的一个修正。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目标是由来已久的，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实现过。所以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对贫困、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以及不断上升的失业等局面的漠不关心的实质，显而易见，这些问题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让所有人都能不仅比以前过得更好，而且要求社会公平和稳定。但是很显然这一目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被歪曲了，多数人没有享受经济发展之利，反而先受其害。因此要减少不公平，现阶段必须要积极扶持民营和中小企业，创造就业岗位吸收大量劳动力，使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高于高收入者，而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
“十一五”规划把扩大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但是要真正落实还需要相关的配套改革，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将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本质上而言，这将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步骤。促成公平就是促成每一个公民能在各自的方向上充分发挥长处。而公权力从私人部门的逐渐退出，将会鼓励个人之间各以其长有效竞争。在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上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尤其要重视对偷税、逃税、漏税的法律惩处，对高收入者捐助公益事业可以适当免除税收，以鼓励自发的收入分配调整而免除政府强制；减少因为职位或者其他关系而享有其他人无法获得的便利，尤其对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在法律规定和执行上下功夫；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减少独占或垄断。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增进社会公平。
(作者单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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