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日本救市经值得中国借鉴 市场须用钱说话

　　过去5年来，中国股票市场的际遇甚至问题，都和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场景相仿。当时，日本政府采取的系列救市政策是全球金融证券史中为数极少的成功案例。从目前中国政府采取的系列救市政策看，与日本摆脱颓势的方针多少有些类似

　　□ 本报记者 牛丽静

　　在世界各国的金融证券史中，日本政府在1965年股票市场极度低迷中的对策是为数极少的政府救市成功案例。时隔40年，日本的救市经验有多少值得中国借鉴？

　　作为中国的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之一、日兴

资产管理公司大中华区业务董事宫里启晖，不仅对日本

股票市场有深入研究，对中国市场同样有自己的了解和判断。他在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表示，政府能够动用的抗险工具除资金以外，法律法规、媒体舆论亦是强有力的手段；相反，政府机构间的利益冲突是影响政府在危急中快速决策的主要原因。

　　宫里启晖此前对于中日两国股市的相似性及日本政府成功救市问题的研究，曾在中国证监会引起很大反响。在他看来，日本政府的救市经验表明，解决股票市场系统风险光靠一个政府部门的腕力有限。而中国包括央行、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外管局等多个政府部门的联手救市行动早已开始。

　　历史重演

　　日本证券市场在60年代的发展史正在中国重演。

　　1961年7月18日，日经指数冲顶1829.74点后，于1965年7月下挫到1020点，逼近千点大关，日本证券市场迎来二战后的第一次危机。

　　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由太多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爆发，仅仅由市场机制来解决过于理想化。因此，他们将股市的下挫定性为证券危机乃至影响到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系统整体的危机，从而最终说服银行共同出资托盘。

　　1964年，多家银行和券商联合出资成立的日本共同证券作为救市基金，共向股市投入1905亿日元(当时，1美元约合360日元)资金，确保了日经指数收复1200点大关。

　　2005年，中国股市在“神秘资金”的推动下，上证综指在千点附近有惊无险，市场形成千点铁底的预期；同时，市场中关于政府托市和平准基金入市的传闻不断。

　　日本经验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60年代之所以能成功救市，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时的大藏相田中角荣。在其领导下，政治家、官僚和金融实业家的利益在1965年这一特殊的年代得到瞬间统一，从而实现了政府介入市场力挽狂澜的局面。田中角荣和当时的首相池田勇人都以热心股市著称，股市的安定对其政治生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时，日本政府部门数量相对较少，金融和财政政策制定和行政监管权限都集中在大藏省手中，同时，作为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其人事决定权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藏省。

　　在筹建日本共同证券和证券保有组合，以及决定特别融资救济山一证券的过程中，大藏省启用三菱银行总裁宇佐美出任日本银行总裁，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间的摩擦。大藏省、日本银行和银行团的“铁三角”形成，使相互利益冲突得以暂时忘却，从而成为救市成功的第二大要素。

　　同时，当时的日本政府也采取了相当大的抑制媒体传播和控制舆论导向的措施。日本共同证券和证券保有组合的设立都选择在年末落市之后，可见，当时政府在决策时极力避免市场的二次恐慌，争取投资者消化政策动态的时间。

　　在山一证券经营发生危机时，大藏省召集各家报纸要求放缓对山一证券的报道，当时日本的主体新闻媒体都和政府签订了暂缓报道的君子协定。山一证券的经营恶化最终是由非主导媒体的日本西日本新闻最先报道。

　　在言论自由和平抑经济社会秩序的冲突中，日本政府优先选择了后者。

　　必须用钱说话

　　虽然抵御系统风险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无法避免，但尽量选择合乎经济原理的行政手段是减少二次灾害的关键。

　　在宫里启晖看来，目前中国的

股权分置改革违背了一些基本的经济原理，如破坏了现有企业定价的横向平衡，导致一些企业的道德败坏，信息的不对称加剧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钟伟曾提出“库存股制度”。即在目前情况下可采取两种基本途径：一是如果上市公司表示一定期限内不考虑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这些公司可不启动改革，同时自动丧失市场再融资的全部资格；二是如果上市公司表示将在一定时期内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自宣布之日起，非流通股股东(包括法人股和国有股)，必须按照流通股的历史交易均价，拨出一定比例的非流通股，过户到由信托公司等管理的特别账户。

　　这些库存股不能转换为流通股，只能在上市公司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后，运用非流通股流通的收入，购入库存股并立即注销，库存股变现的收入用来全额补偿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中的损失。

　　宫里启晖认为，中国的股票市场到了必须用钱说话的地步，平准基金和库存股是管理层手中的两张牌。这两张牌的推出在当前市场情况下，恐怕是必须的，这既是国际惯例，也是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