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粱之谋 不是锤子就是钉子

　　□文 缥缈

　　8月16日，上市企业＊ST亚星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决定罢免顾雏军的董事长职务。至此，顾雏军在广东科龙、美菱电器等三家海内外上市公司担任的董事长职务均遭罢免。事实上，自顾雏军对于科龙公开表示“绝望”以来，科龙不断引发舆论关注。而我想说的是，在科龙这一并非企业层次的企业事件之中，现在没有赢家。这一结果，是典型的“多输”局 面。

　　德国作家拉斯别，曾经写过一个有名的“段子”，描写他的“皮袍发疯了”：它在衣柜中疯狂地攻击其他衣服，把它们咬得一条一条的，然后猛扑它的主人——拉斯别以他的皮袍泛指一切谎言，因为所有谎言自它们诞生到成熟再到死去，“抽一次疯”，“撒一回野”，是其无法逃脱的大结局。

　　与很多人一样，我至今都想不明白：当顾雏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踏进

科龙电器以后，“倒顾”之声从未间断，但此人是通过什么手段，在此后的三年之中先是年复一年地创造“科龙奇迹”，然后突然走向败亡？

　　有人将科龙的现状归于“国企改革”，也有人认为这是顾氏赶上了“国退民进”的“最后晚餐”。但我始终认为，这些仍是表象，真正实质的问题在于，科龙只是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极端化的过程。世间种种，哪怕它再荒唐，都有两个理由，其一是可以摆出来进行讨论的理由，其二则是真正的理由。

　　在一些人的眼中，企业或者吞并他人，或者被他人所吞并，“不是锤子，就是钉子”，前者有多少残忍，后者就有多少疯狂，二者必居其一。于是，大量“令人发疯”的“理论皮袍”，就这样进入了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衣柜，而这只是“西风东渐”之后的末日辉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科龙一案的全部过程之中，决定顾氏存亡的不是因为业绩，而是因为狂悖——在科龙之争的背后，多半是些傲慢的、具备极高专业化水准的“技术官僚”，这也导致科龙的举止比较偏激，除了“无知无畏的狂妄”，就是“虚张声势的胡言”。

　　在某种程度上，科龙好像是在和全世界叫板，看看谁更无赖，谁更无聊，谁更无所顾忌。当赌注被无限放大，科龙的内情，早已不是一句“成王败寇”那么简单。

　　当然，与其初衷相反，当尘埃落定，一切都归于寂灭。

　　据中国

证监会调查，“2002年以来，科龙公司及顾雏军本人已经存在采取虚增收入、少计费用等多种手段虚增利润，导致该公司所披露的财务报告与事实严重不符。”

　　至此，无论“倒顾”还是“挺顾”的人，都坚持了他们的“功利主义”的主张，顾雏军就这样被双方“忽悠”了一个轮回，从天堂直落地狱。

　　看来，对于企业改良，经济学家的黄金时代应该“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渐渐地认识到，经济学天然性地与“经济”脱节——正如1992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历来主张的那样，经济学只是经济学家们相互投掷的“一团泥巴”。在任何时候，只要经济学家出于另类动机而发表他们的学术见解，那么，经济学赖以安身立命的“经济”本身，就会发生动摇。

　　如果说在科龙之前，理论与资本的脱节，还仅仅局限于某一区域，那么科龙之后，这一趋势已经渗透到相当高级的政府研究机构。

　　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每到改革相对敏感的时刻，某些有明显利益背景的经济学人，都会准时在某处出现，他们从一个理论飞到下一个理论，以期领导舆论，进而影响决策层。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每一个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游说，本不是什么坏事，但问题在于，在中国，貌似客观的游说客，其所代表的都是强势集团，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也是科龙与顾雏军，最终必然走向“我绝望了”的背景因素。

　　说来也巧，正是由于科龙，多年以前人们所向往的产学研模式，如今已经深入到了经济学人的内心深处。科龙之前，这些内容还在暗处；科龙之后，已经无所遁形。有些人曾经将科龙称作中国企业改革的“标志”，代表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未来”，但事态的发展显然让这些人脸红。

　　我必须要说的是，我对顾雏军并无成见，但是历史是记录在大众心里的历史。改革的烙印肯定有深有浅。对于中国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海内早有定论，这项改革，主要受到两类人的推进，一类人来自国有企业，官僚习气颇重；一类来自民营企业，有些“无法无天”。顾雏军处身两难之间，尽管深谙“锤”与“钉”之间的“潜规则”，仍然难逃覆灭的下场。

　　我想起人们常常引用的一句名言，“才华与命运都是伤人的”。在这方面，也许谁都没有过错，这个故事的结局，很难令人信服并且接受，至少我现在的理解，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