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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兴庭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8月27日分组审议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与一审稿要求上市公司必须设立独立董事的规定相比，二审稿作了较大改动，对上市公司是否设立独立董事不作强制要求。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表示，公司监事会的职能和董事会中设立的专门委员会的监督职能有交叉，法律不宜强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必须设立两
套监督机构。
独立董事从“进口”到现在不到五年，可是，郑百文事件、银广厦事件、德隆系事件，几个案例下来，独立董事就已经恶名昭著，开溜董事、花瓶、聋子的耳朵――摆设、被老板们豢养的私家犬、没有良心等等，独立董事几乎成了众矢之的。面对这样的残局，如今找借口想一废了之，足可见识法制部门的良苦用心。
毋庸置疑，独立董事在国外是成功的。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独立董事正成为一种世界潮流。然而，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独立董事一移植到中国，似乎就不那么“董事”了，变糊涂了，水土不服了。
不论是何种制度，都产生和成长于一定的社会土壤，也有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与之相适应。衡量一个制度是否有效，也要看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有效，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会形同虚设。独立董事制度也是如此，在中国，监事会作为公司监督机关是传统的规则，可是，在没有耐心研究的情况下，就急功近利地引进，可想而知，这种纯粹的制度嫁接在不改变其他制度因素的情形下，又怎么不会产生抗体。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职能重叠的结果，是权责不清、奖惩不明。
独立董事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这些国家采用的是决策权与监督权集中于一身的“一元制”公司治理模式，“我国采用的是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的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即在股东大会下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行使决策权的同时和监事会一起行使监督权。”(李俊瑶)凡勃伦曾经说，制度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把监督权同时赋予了董事会和监事会，这种双头治理模式的结局就是两个制度都被架空，而且衍生出一连串的腐败。
虽说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公司治理模式，治理有没有效，市场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制度也不能老是“试错”，试错之后也需要问个为什么？而不是又急急忙忙地废之改之。独立董事失效的原因在于维系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环境缺失，却不在于制度本身的优劣。
(侯颖／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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