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讨主流经济学家无助公正

　　早报评论版主编 陈季冰 责任编辑 刘景 任大刚 单雪菱

　　“顾雏军案”曝光之后，国内媒体的表现十分值得反省，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按照一般的新闻规律，这样的大案初发，媒体必定会穷追不舍：朝后看，挖掘出更多引人关注的“背后故事”；朝前看，把案件的最新动向以及可能走向充分地分析展示给读 者。令人不解的是，几乎没有一家媒体做了负责任的新闻传播者应该做的这些事情。相反，许多报纸和网站突然间异口同声地借着这个案子声讨起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来了。一批时评界人士先是翻出一年前香港金融财务专家郎咸平揭露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的旧事，继而拼凑出一个“挺顾派”的对立面，将它安到张维迎、周其仁等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身上，随后对他们发起强大的讨伐。让人颇感遗憾的是，就在舆论高声质问“主流经济学家”何以面对“顾雏军案”一起患上“失语症”(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义务必须就一个经济案件做出交代？)的同时，媒体自身倒是真的对这个大案患上了“失语症”———顾雏军被刑拘已有些时日了，有关案情具体进展的新的信息至今未见有只字片语的报道。

　　我想我大概没有权利要求媒体把更多更翔实的有关顾雏军及其“格林柯尔系”的内幕新闻报道出来，就像我没有权利要求它们停止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声讨一样。我深知，前者是一桩费力的苦差使，需要艰苦严谨的调查研究，后者则轻巧而又容易赚得叫好声。按经济学家的话说，媒体也是理性人，懂得合理取舍之道。不过，在这场批判“主流经济学家”的喧闹的大合唱中，当前中国舆论界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的许多问题却暴露无余。

　　按照当下时评家的逻辑，我罗列了一个由5个句式组成的演绎过程：①郎咸平揭露了顾雏军；②“主流经济学家”批评了郎咸平；③现在顾雏军事发；④所以郎咸平是正确的；⑤所以“主流经济学家”是错误的。这种演绎问题的方式是非常可笑的，这5个句式组成的逻辑结构使我们无法再向郎咸平教授提出任何不同见解。

　　谬误出在“主流经济学家”批评了郎咸平什么？

　　当初郎咸平从细致的财务分析入手，揭露了海尔变相MBO和顾雏军以收购名义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实，《东方早报》还曾在全国率先发表郎教授撰写的《海尔变形记》一文，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不过，郎咸平似乎并不满足于单个案例的财务分析，在考察了数个类似案例之后，他得出了一般性结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是错误的。也正是这一个问题上，张维迎等经济学家与郎咸平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们认为，郎咸平仅凭几个个案就轻易否定产权改革的方向是站不住脚的。也许是出于自身多年来对产权改革理论的信念过于强烈，张维迎、周其仁等在批评郎咸平时说了一些刻薄的过头话，有失学者风度，在当时就受到了批评。但就我个人对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了解而言，他们要维护的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理念，而不是某一个特定民营企业家及其具体操作手法，至少我不记得他们专门“挺”过顾雏军。

　　时评家们也许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把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命运捆绑在了顾雏军一个人身上。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义愤填膺地对“主流经济学家”展开第二层次的声讨，我称之为“道德批判”。

　　按照时评家的理论，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应该为“弱势”的人民大众代言，而“主流经济学家”由于鼓吹产权改革，已经成为“强势”的企业家群体的代言人，并且他们自己从中捞取了利益。因此，他们站错了队，失去了应有的“良知”。这种观点以股评家水皮先生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的一篇批评吴敬琏先生的文章最为显眼，按照水皮的说法，吴敬琏以前用“赌场说”一手造就了长达5年大熊市，反而赢得了“中小投资者代言人”的美誉，如今股权分置改革刚刚使市场有了一点起色，吴敬琏却又开始反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分类表决”制度。结论只能是，“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吴敬琏先生的破坏价值要远远地大于建设价值。”水皮也由此发表了一句略带“痞性”的感慨：“吴敬琏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恐怕只有外星人知道！”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更直言，“在一个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经济学家们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言人……”

　　我得承认，这个层次的批判比第一层次的批判要有水平得多，至少它在逻辑的严密性方面是基本过关的。但是，我想在这里就“经济学家应该为大众代言”这个前提命题作一些分析。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上，遑论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经济学家。不过，经济学家以何种方式服务于大众，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远非时评家们认为的那么简单。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科学不同于技术，它本身所探求的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客观真理，而并不是直接服务于人，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昌明如此依赖于学术独立的根本原因。经济学所要探求的是如何最有效率地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结果一定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经济学也就实现了服务大众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并不必然是人民大众的直接代言人，如果经济学家必须为某一事物代言的话，他应该像所有的科学家一样，献身于客观真理，做真理的代言人。当然，即便最真诚的科学家也会犯错，这往往是学术水准问题，而与“良心”无关。据我所知，吴敬琏先生从来没有自诩过“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代言人”，他只是认为他应该说出自己内心认为正确的话而已。在时评家看来，经济学家应该责无旁贷地在一时、一地、一事上为大众利益奔走呼吁；在我看来，这不应该是对经济学家的要求，而应该是对民选的人大代表的要求。

　　通过转移“顾雏军案”的话题，时评家有意无意地营造着这样一种社会舆论环境：似乎经济学家的错误立场和理论是造成当前国有资产流失、腐败现象猖獗的罪魁祸首。这是极其不公平且不负责任的。归根结底，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并无不当，国资流失也不是产权改革造成的，而应当归咎于我们在理论层面难以就产权改革取得突破性的共识，进而在试点操作层面无法制定出一套有效的约束监督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时评家笔下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其实是相当“边缘”的，他们多年来的探索研究也许并未对国家的宏观决策产生真正的实质性影响。

　　当然，中国的经济学家绝非无懈可击，但当前经济学界真正存在的重大缺陷却被绝大多数时评家所忽略。在我看来，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严重困扰着我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一是缺乏超然于行政体系的学术独立。这是我们绝大多数社会科学面临的共同问题，也非经济学家自身有能力解决的。二是缺少严格的学术规范。在这个层次上，既有社会科学界整体学术规范缺失的大环境因素，亦有经济学者自身的问题。就后者来说，当下迫切需要克服的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由于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重心一直是经济建设，经济学在中国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这种情势下，一大批不甘寂寞的经济学者频繁地越出专业领域的界限，试图用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还一本正经地对某些自己根本不熟悉的社会事务指手画脚、出谋划策，这是相当有害的。因为如前所述，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的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而我们社会中有许多事务的处理并不遵循效率优先原则，有时甚至还与之存在矛盾，比如司法问题，其核心价值无疑应是公正至上，又如教育、卫生问题等等。若以经济学去解释和处理这类不应以效率优先为原则的社会事务，结果一定是南辕北辙，有时还可能贻害无穷。

　　因此，与其诟病经济学家缺乏关注社会公正的“良知”，倒不如善意地奉劝他们规规矩矩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要把手伸得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