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口评说格林柯尔事件 是否应该宽容顾雏军

　　编者的话：顾雏军倒掉了，曾经力挺顾雏军的专家、学者们突然失语了，但经济学家钟朋荣先生勇敢地站了出来。在近期《英才》杂志刊登的他的口述文章--《顾雏军：树大必须根深》中，钟朋荣认为，即使企业家违规、违法，但只要能为社会带来就业、税收的增加，我们就不应否定企业家的贡献。今天，本报特别转载钟朋荣先生的这篇口述文章，同时刊发与其观点商榷的一组文章，以明辨是非。

　　乔新生：价格共谋也是违法行为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其实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发现价值，形成价格；另一种是通过流转，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现在人们将目光过多地集中在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上面，而忽视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发现价值，形成价格的过程。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年国有企业都是采用无偿划拨的方式使用土地，土地的价值被忽略，国有资产的价格中不包含土地的价格。因此，在国有企业改制中，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操盘手利用国有企业部分资产特殊的存在形态，拼命压低国家无偿划拨资产的价格。这样的改制当然会受到购买者的欢迎。

　　简单地按照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状态下的价格形成机制，来判断国有资产交易公平与否是不妥当的。在国有企业转让过程中，部分国有资产的代理人认为，国有企业的资产虽然属于国家所有，但是由于国家无偿划拨给国有企业使用，所以在交易中即使象征性地收取转让费用，对出让方来说都是划算的。正是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全国各地国有企业改制普遍存在着低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价格的情况。

　　那些收购国有企业的投资者正是看准了这一点，通过收购国有企业，重新发现国有企业资产的价值，并且进行资本重组，牟取暴利。如果如钟朋荣先生所说，国有资产交易中真的有国有资产流失，我们应该质问那些卖国有资产的部门，而不是买这些资产的商人，那么，这样的议论纯属混淆视听。

　　首先，国有资产转让是一种合同法律行为。在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存在着地位平等的两个主体，作为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各级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必须对国有资产流失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如果购买人与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共谋，损害国家的利益，那么，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产的购买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在我国民法通则以及其他法律规范中，都把合同当事人的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恶意串通行为视为违法行为，代理人与第三人应当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

　　其次，对于国有资产转让中可能出现的显失公平行为，按照合同法和其他相关规定，司法机关有权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调整。购买人虽然支付了一定的价款，但如果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双方当事人商定的价格有可能会被改变。所以那种认为国有资产流失，购买人不承担责任的说法，没有丝毫的道理。

　　在任何国家，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都通过特别立法的方式，对国有资产的交易作出严格的限定。凡是违反国有资产交易特别法规定的，其行为都是违法行为。购买人必须为自己程序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诚然，从表面上来看，国有资产的交易与其他财产的交易并无本质的区别，但由于国有企业对国有资产长期无偿使用，并且国有资产出让价格的高低与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并无直接关系，所以，发现价值，形成价格，是国有资产转让中最核心的内容。在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有资产的转让同样强调操盘手必须遵循程序规定。非经议会讨论作出决议，政府擅自作出出让国有资产的决定，司法机关可以认定政府行为无效，情节严重的，政府负责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必须承认，中国当前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重新发现国有资产价值基础之上的。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政府投入和低福利经营，国有企业积淀了大量的国有资产和本来应该属于国有企业职工的财产。然而，在国有企业改制浪潮中，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被低估，国有企业职工的福利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国有企业资本经营，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掠夺。

　　如今，社会弱势群体承担着改革的巨大成本，而少数投资者却利用中国国有资本交易市场的不平衡性，获得巨额的收益。这样的改革本身就缺乏合法性，必须及时得到纠正。

　　起点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如果没有看到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资产交易中所出现的起点不公平的问题，没有看到合法交易的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次矛盾，那么很容易对当前国有企业改制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产生错误的认识。相对于无偿划拨国有资产，不论怎样的交易价格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有价格而没有市场，如果没有形成均衡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产交易平台，而是在短期内贱卖国有企业，那么，顾雏军的所作所为即使形式上合法，其本质也不合法。

　　杨镐楠：论顾雏军的倒掉

　　--兼与钟朋荣先生商榷

　　顾雏军倒掉了，曾经力挺顾雏军的专家、学者们突然失语了，但所幸经济学家钟朋荣勇敢地站了出来。在近期《英才》杂志刊登的他的口述文章--《顾雏军：树大必须根深》中，钟朋荣认为，即使企业家违规、违法，但只要能为社会带来就业、税收的增加，我们就不应否定企业家的贡献。钟先生在文章中不无缅怀地总结了顾雏军及其格林柯尔系倒掉的教训，在他看来，顾雏军的倒掉是因为人脉不广，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体，应该为改善创业环境多做工作，让那些不善于公关的专家型企业家，让那些从国外归来的缺乏公关习惯的创业者，也能在中国这个土壤上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一、

　　经济学家的眼光就是与众不同，引人深思，在这位已经开始述而不作的高人看来，顾雏军为地方税收、为职工就业作出了贡献，我们不能因其违法违规的小节而掩其大德。

　　那我们不妨看看，顾雏军的这些小节是什么，中国证监会对其的判断是：虚增收入、少计费用，披露虚假财务报表，涉嫌侵占科龙电器利益等等。那么这些违法违规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7万多科龙电器的股东被欺骗了，投资损失惨重；这意味着科龙电器2万名职工的就业与收入遭受极大的风险；这意味着科龙电器上缴的税收很可能大幅度降低，这意味着一大批追随科龙电器的供货商、经销商将蒙受巨大损失。

　　也许上述后果在钟先生看来根本不值一提，在钟先生的眼中，顾雏军入主科龙以及其他一些上市公司后带来的税收增加、就业岗位的增加更为关键。但问题是，即使这些被钟朋荣视为判断企业家功过试金石的标准现在也有很大嫌疑。正是由于顾雏军违法违规经营，这些曾经显性的所谓功劳也会因顾雏军的倒掉吐回来，套用一句流行语：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而且这个还是加倍的还，也就是说，由于顾雏军违法违规经营对税收及就业造成的损失，要远远超过当初的功劳。 二、

　　在钟先生的文章中，我们似乎还看到这样一种推论--如果我们的社会、媒体甚至法制环境，对顾雏军再宽容一些，再纵容一些，顾雏军根本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进而科龙电器也不会遭受今天这样的损失。

　　按照这一逻辑，只要顾雏军为了多缴税、多收工人，无论其使用的手段如何，哪怕去偷去抢，我们都可以因宽容而视之不见不予追究。这是何等荒谬的学术立场，其不计手段的唯目的论在我看来已经到了不分黑白的程度。在一个依法治理的市场环境中，我们根本不必对企业家的理想有什么过高的奢望，何况在我看来，顾雏军大概没有把什么税收、就业的增加视为已任。而合规经营、守法经营，是我们对企业家的最低要求，这是底线，任何人冲破了这个底线，无论他的所谓贡献有多大，只要他的贡献是违法违规而来的，我们都不应以那些贡献为借口而为其开脱。

　　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对顾雏军们再宽容一些，其后果是什么，大概就是下一个德隆。其实像唐万新、顾雏军这些有贡献的企业家，在他们的扩张道路上，我们已经看出了这样的一种逻辑，只要为地方税收、就业作了贡献，我们应该对他们宽容不要苛求小节。但恰恰是不计小节，必累大德，当一家企业在初始犯了一点小错，而我们不去追究，反而纵容其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它，如此循环最终酿成大错。德隆的事情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一个违法违规不断积重难返的企业，其最后威胁的已经是金融体系本身，所谓始乱终弃也就是这个道理。

　　三、

　　在钟先生的文章中，为顾雏军的倒掉还总结了另外一个教训，即所谓人脉关系不广不深。而所谓人脉关系不深的标志就是顾雏军与监管部门、与媒体关系紧张。钟朋荣也告诫后来者，想做大企业一定要广布关系网，否则就是顾雏军今天的下场。

　　我们当然理解钟朋荣为企业家出谋划策的良苦用心，理解其面对所谓潜规则的下意识反应。但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需要改变的，需要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加以改善的，而绝非是公开鼓励与倡导的。

　　在钟先生看来，顾雏军就根本不应该回国办企业，在这片需要公关的环境中，像顾雏军这样只知埋头创业辛勤耕耘的老实人是要吃亏的，像顾雏军这样不善于公关的专家型企业家是要倒霉的。钟朋荣从顾雏军的不幸中看出了深意，看出了更大的悲剧，他觉得我们的社会、媒体对顾雏军这样放弃国外优厚生活毅然回国创业报效祖国的企业家竟然不能宽容。

　　我们不知道钟先生对顾雏军的理解与惋惜从何而来因何而起，但顾雏军的根不深吗，人脉还不广吗？且让我们来看一看：

　　其一，顾雏军在2001年底，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以远低于科龙电器净资产的价格，收购科龙电器，这是否说明了顾雏军是不善公关的专家型企业家呢？

　　其二，就在郎顾之争如火如荼之际，这位在钟朋荣看来缺乏公关习惯的海归，竟然能够与某权威机构联合发布调查报告，公开为自己洗刷不白之冤，而更多的经济学家也在各种场合极力为顾雏军辩白，对郎咸平口诛笔伐，如果笔者没有记错的话，钟朋荣先生当初也躬逢其盛。

　　其三，就在证监会已经对科龙电器立案调查，媒体开始公开密集质疑顾雏军及其格林柯尔系之时，顾雏军却开始驻留北京四处活动，据有媒体报道，离开北京返回科龙总部的顾雏军自认为危机已然摆平，并在高层会议上声称，科龙这么大，挪用3个亿不算什么！

　　从以上所举顾雏军先生的二三事看来，顾雏军似乎不大像不谙世事的天外飞仙，不大像与国情格格不入的老外，更不像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专家，恰恰相反，它们倒似乎能佐证顾雏军不仅善于而且深谙公关之道。这位在中国土生土长早早从高校下海的商人，似乎没有因为仅在国外呆过几年就脱胎换骨。顾雏军是否在国外便已发迹至今仍是悬案，但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位在钟朋荣看来不谙国情的海归，在短短几年内，便创立了蔚为壮观的顾氏家族--格林柯尔系。

　　四、

　　顾雏军倒了，钟先生说媒体和社会不宽容，说要善待像顾雏军这样缴了税收雇了工人的企业家。钟先生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的肺腑之言、惊人之论是否令人警醒呢？

　　我们真的都应该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狭隘的眼光与心态，认真听取那些有丰富实践经验与理论造诣的人的话。第一步就要从学习钟先生的文章开始。因为他是有资格的。因为在钟先生的文章中，他的称谓是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恕笔者孤陋寡闻，竟是第一次知道钟朋荣除经济学家外，还不乏实践经验。笔者也因此特意浏览了北京视野咨询中心的网站。这家由众多专家、学者组成的咨询策划专业团队的主要业务是为企业制订发展方案。而在其所列的为数不多的由该机构策划的案例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三九集团、新疆德隆。面对这些案例，我们还能说什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放着钟老板的金玉良言不听而说三道四，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自责了。

　　诸葛立早：从顾雏军想起了埃伯斯

　　顾雏军折戟钱场，不免使我想起了埃伯斯。

　　埃伯斯何许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欺诈案主角--世界通信公司首席执行官也。其大名为贝纳德·埃伯斯，现年63岁。就在半个多月前，这位曾经在美国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被判入狱25年。这个待遇还是埃伯斯上月末与法庭达成一项协议后才争取到的，即埃伯斯将自己几乎所有的个人财产用于对投资者的民事赔偿，只给妻子留下了5万美元和位于密西西比的非常普通的民宅。据说，埃伯斯的辩护律师曾试图以此打动法官从轻判决，认为埃伯斯已经搭上了所有个人财产用于赔偿，并且还长期患有心脏病，但法官铁面无私：埃伯斯剥夺了投资人对世通财政情况的知情权，使他们蒙受了巨大损失，实在是罪不可赦。目前，世通还欠投资者60亿美元的债务。这真是：昔日不可一世，气指颐使；如今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把顾雏军与埃伯斯进行捆绑式议论，似有量级错位之嫌。毕竟，现已更名为 MCI的世通曾是世界最大的电信公司之一，它有2000万消费者用户和公司用户，旗下员工有54000人。而顾雏军的科龙电器，虽然曾在今年初登上胡润资本控制50强，但一年的销售收入，即便如顾雏军的夸海口，也不过上百亿。但顾雏军和埃伯斯确有共通之处，他们都涉及会计欺诈丑闻。埃伯斯在上世纪80年代靠一家小型长途电信折扣服务公司起家，开始了疯狂的兼并扩张之路。短短几年内，世通兼并了70多家大小公司，甚至连当时的美国第二大长途电信运营商MCI也被其收入囊中，但终因财务管理松散，银行债务高筑，跌入危境。一蹶不振之中，又不惜触犯恢恢法网。顾雏军呢，走的似乎也是同一条路。虽然具体的犯罪事实尚未披露，但证监会的调查结论，顾雏军等人在该公司采取虚增收入、少计费用等手段，虚增利润，导致该公司所披露的财务报告与事实严重不符，涉嫌构成未按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所披露信息有虚假记载及有重大遗漏等多项违反《证券法》有关规定的行为。对涉嫌侵占科龙电器利益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及线索，证监会已移交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处理。虽说顾雏军和埃伯斯相隔大洋，但犯罪路径与艺术，何其相似乃尔！

　　把顾雏军与埃伯斯进行捆绑式议论，还在于对顾雏军和埃伯斯的评价，似有大相径庭之说。在我们这儿，有一位叫钟朋荣的经济学家，在众多挺顾的经济学家失语之时，仗义执言，他认为，评判一个商人的功过，关键要看他是否为社会带来了就业、税收等方面大幅度增加，能够带来增加的，他就是一个有贡献的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违规，甚至可能违法，但他对社会的贡献不应该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在他看来，顾雏军是一个很能干的企业家，他所以成为整个社会质疑的主要对象，是因为人际关系没搞好，等等。相形之下，埃伯斯在美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公司丑闻被揭开后，约2万名员工丢掉了饭碗；尽管他把个人财产全都用于赔偿，法官仍认为：任何从轻的判决都不足以显示这件案件的严重性。63岁被判入狱25年，意味着埃伯斯将坐穿牢底。而社会舆论又众口一词：企业家违法乱纪，扰乱经济秩序，将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

　　此种评论的差异，以我观之，源于对法律底线的认可度。实际上，对企业家贡献的评判，是行业协会一类的民间评议机构的事，就像对顾氏热力循环系统的评判，其话语权只能掌握在科学家手中一样。法律对顾雏军所规范的，必须是而且只能是他是否触犯法律底线以及触犯后的处罚。法治社会决不能把给就业、税收增加的人，奉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这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准则。离开了这一条，还有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说？还有何加强公司治理之论？还有何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之举？目前，我们正在建设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在这个转型中，我们必须重视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也就是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离开了法治的市场经济，是坏的市场经济。

　　这个道理，经济学家要比一般人更为了解。为吹捧某个企业家而不惜冲撞法律底线，这叫利令智昏。在这利令智昏中，这些人又冲撞另一条底线，即良心底线。刘国光先生说：研究经济学要有立场，正直的经济学家应有良心。朴实的语言说出了经济学家的价值。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避免为‘权威机构’提供咨询。我的工作和责任就是，把我的建议和批评--不管其价值有多大--公之于众。保持经济学家的贞洁，保住良心的底线，这也是顾雏军案引伸出来的一大意义。

　　[附录] 顾雏军：树大必须根深

　　口述·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 钟朋荣

　　整理·《英才》杂志记者戴璐

　　是财富转移者还是财富创造者？

　　我认为，评判一个商人的功过，关键要看他是否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多少财富。如果一个人通过企业并购，或通过上市公司的控制等资本运营活动，只转移财富，而不创造财富，那他就是一个高级扒手，而不是企业家。相反，如果一个人并购企业后，苦心经营，为社会带来了就业、税收等方面大幅度增加，他就是一个有贡献的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违规，甚至可能违法，但他对社会的贡献不应该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

　　一直以来我对顾雏军无法获得一个基本判断，只能像很多人一样，在媒体上看大量对他质疑的文章。那么，顾雏军到底是一个高级扒手，还是一个企业家呢？这就要看他收购企业后干了些什么，干得怎样，总之，用事实说话。

　　据他讲，科龙被他收购短短三四年后，税收从2.1亿做到了5.6亿，雇员从2万人壮大到3.5万人。如果这些数据真实，说明他为社会做了不小的贡献。问题在于，怎样让更多的人相信上述数据是真实的。因为上市公司造假太多了，造假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因此，人们怀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想有一点似乎可以说明问题。顾所持有的科龙股份即将出手。据他讲，价格至少可以卖到净资产以上。这说明业内外人士还是很认可科龙的潜力。在股市大市不好的情况下，在科龙被立案调查并已停产的情况下，花了4个多亿购进的股份在几年之后能卖出这么好的价格来，说明经顾整合后的科龙是一个资质不错的企业。如果以上这些信息是真的，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顾是一个很能干的企业家，或许是一位做了些错事的能干企业家。

　　国有资产是否流失？

　　顾雏军动用了一些西方收购的常用技巧，来降低他的收购成本，这是每个商人都会去做的事。如果在他的交易中真的有国有资产流失，我们应该质问那些卖国有资产的部门，而不是买这些资产的商人。

　　顾雏军跨越几个省收购国有资产，如果我们的政府机构屡屡被顾收买，那说明我们政府机构已相当腐败。我不相信我们的政府部门会如此腐败。我相信每个地方的交易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都应该有一定的程序，特别是如此大的交易。

　　被顾收购的企业，都是比较差的企业，或者是经营不下去的企业。顾收购后，盘活了资产，让一批不景气的企业甚至已经停产的企业为社会造福，总比将这些资产烂在国有篮子里，让职工失业要强许多。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即使出售价稍低了点，也是值得的。

　　收购容易消化难

　　我认为，企业并购有三类：养猪、养儿子和当人贩子。以顾雏军对科龙等企业目前的运营状况，更像是在养儿子。

　　在家电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顾雏军以较低的投资，大量收购闲置的生产线和不景气的企业，然后用新的机制对其进行整合，迅速实现了规模效益。他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其他人所没有发现的大量可以整合的廉价存量资产。从这一点看，他是中国企业家中的高手。

　　但是，顾雏军在冰箱大王的理想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盲目进军汽车业，显得操之过急。特别是近几年来，不停地收购，不仅导致人们对他收购资金的怀疑，也引起人们对他整合能力的怀疑。一个企业家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做完。收购容易消化难，跨地区跨行业控制这么多家企业，很难有足够的精力把这些儿子养大养好。

　　我国这几年进行企业并购的，凡大规模并购，且跨行业并购的成功者少，失败者多。三九、轻骑之类的案例太多了。顾雏军能否把那么多企业，特别是跨行业的企业消化掉，我表示担心。

　　人脉是企业家生存的根

　　在我看来，顾的长处是有战略眼光，也有管理能力，是位难得的实干家。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人脉关系的商业环境里，要做好企业光实干还不够，还得把关系做好。

　　中国有两句古话：一句是树大根深；一句是树大招风。把树大根深这话倒过来理解，则是根深才能树大。顾雏军注意经营企业，而不注意经营人；只顾让树长大，没有细心扎根，这可能是个缺点。

　　他认为，创造财富，多交税就应该得到尊重，没必要去奉承社会，更没有必要去讨好政府。这在那些比较规范的市场环境可能行得通，但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环境下，可能会碰壁。

　　在中国，凡成功的企业家，都善于面对现实。作为海归，在国外呆了多年后回到国内创业，如不能入乡随俗，很难在中国的商业社会里安身立命。

　　顾雏军带着海归企业家的气派横冲直撞，在处理大家的疑点和好奇的时候，不是斥责就是不屑一顾，也许他认为这是商业秘密，或是没有必要向大众解释。但你毕竟是上市公司，而且是几家上市公司，别人有权利了解，你也有义务解释。你越不解释，别人就认为你的问题越大。顾所面临的现状说明，企业家在关系建设上犯大忌，迟早会把自己搞得四面楚歌。

　　因为树大容易招风，所以树大必须根深。然而，顾雏军的企业之树长了一丈，社会关系这个根却只有一寸。从顾的交谈中可以感觉到，他与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等方方面面，关系都比较紧张。树大根浅本来就很不稳，而顾雏军始终把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整个社会质疑的主要对象，麻烦就在所难免。让更多企业家一心一意创造财富

　　对企业来讲，应当面对环境、适应环境，因为他们改变不了环境。

　　但如果一个社会，创业的环境太差，谁还愿意创业。像顾这样的人，办一个企业不够，还要办几十个企业，到处去收购，一天干十多个小时，累死累活，这是一些最想不开的人。据顾讲，他在回国前已经有上亿的资产，如果为了钱，他没有必要这么辛苦。然而，恰恰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对这些最想不开的人并不同情，并不理解。特别是那些仇富心态比较重的人，他们的愿望是这些企业早早垮掉，这些人早早的死掉。死得越惨，他们就越开心。

　　也有的人可能不是因为仇富，而是出于一己之利，无事生非，处处找麻烦。他们不是千方百计地让人们创造财富，而是千方百计地让人创造不了财富。结果，将很多的创业梦想扼杀在摇篮中。很多不善于搞关系的人，成为这种环境的牺牲品。

　　一份调查表明，我国许多经理人有70%的精力用于各种公关活动，只有30%的精力用于管理。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生存环境所致。

　　这些年，我们比较多地研究企业失败的内在原因，却很少研究企业失败的外在原因。事实上，许多企业的失败，不是企业家无能，而是外部环境太差。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体，应该为改善创业环境多做工作，让中国企业成功的多一些，失败的少一些。特别是让那些不善于公关的专家型企业家，让那些从国外归来的缺乏公关习惯的创业者，也能在中国这个土壤上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征稿启事

　　本报《评论》版下周读者讨论题目为《顾雏军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欢迎来稿。可以参考本报及其他媒体近期有关顾雏军事件的报道，对顾雏军一案所反映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作者可选取某个角度展开分析，不求面面俱到，只希望言之有物。来稿一般控制在1000字左右。下周二截稿。

　　来稿请发往：[e-mail]，传真：[phone]。（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