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15年 法学专家为何集体失语

　　尚福林：

　　沉着的监管者

　　他是一步步从底层打拼出来的。18岁参军服役，21岁转业到北京人民银行分理处干业务员，27岁考入北京财贸学院，专修金融，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一干就是18年。从副 处长到处长，副司长、司长再到行长助理和副行长，有人形容说：“一个台阶也没有落下，一个台阶也没有跨越。”

　　“红色星期一”

　　“还以为有重大利好消息呢！”6月27日下午四点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门前，一位记者边向外走边跺脚：“不过，老尚讲完以后，怎么觉着股市踏实了呢。”

　　这位记者的话，代表了一大部分记者的心理。

　　这是中国证监会成立12年来，首次在国新办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因此，国新办卡得很严，没有核准的证件，一律不予放行。

　　尚福林对股市各层面的规划方向，以及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明确的解答，安定了一直以来低沉迷茫的股市。所以，那一天被称为“红色星期一”。

　　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券商问题的综合治理和完善市场的法律法规建设，这几个中国股市最核心的问题，尚福林都提到了，而且没有含糊其词。尽管有外交辞令，比如说对“平准基金”问题的回答，但是，不影响记者们了解这位面临诸多困难的证监会主席的意志。

　　2002年12月27日，尚福林到证监会报到。他会是一个官僚，还是一个务实者？

　　履新当日，市场反应平平，然而，此后五个交易日，上证指数(资讯 行情 论坛)连续下跌，并一举创下1311点的新低。不过，1月14日，市场蓝筹股大幅回升，又让人看不清悲喜。

　　据传，1993年，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的尚福林，跟随朱镕基处理“三角债”。其间，尚福林的铁腕和效率被朱镕基发现并深得其赏识。“飞来的尚福林”，就是朱镕基对当年四十出头的尚福林的夸赞。

　　不过，在尚福林甫一上任的最初，媒体感觉，他似乎是在“无为而治”。因为人们发现，很少有来自尚福林的消息，更听不到他的谈话。人们只能从报章的片言只语中捕捉尚福林传递的信息。

　　与海归派的风格不同

　　不过，在2003年的最后两个月，证监会的新闻，开始频繁了起来。

　　首先是人事变动，尚福林把曾经担任深交所总经理和深圳市副市长的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庄心一，调进证监会担任主席助理并兼任监管部主任。

　　11月，对于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尚福林撰文明确了八项重点，并第一次明确表示，解决全流通问题时，必须切实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12月，中国股票发行体制改革迈出历史性一步，随着第六届发审委的成立，全体委员由过去保密的“地下工作者”全部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开始透明行政。

　　在这两个月，中国股市有了生气。功利的股民们和股评家们对尚福林无为而治的评语渐渐消失，尚福林影响力渐渐提升。人们也理解了他最初的低调，因为他的务实，与海归派的风格确实不同。

　　“在2003年，尚福林做了他一切能做的工作。”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评价说：“周小川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人，而尚福林更多的是沉默和务实。”

　　证券市场是复杂的多边形，平衡各方利益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周旋于财政部、国资委以及人民银行的证监会，其权力往往受到制约。再加上相关法律的缺陷，使证监会在行使监管职能时一度显得尴尬。

　　综合尚福林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前两年，确实是中国股市经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两年。这两年之中，上证指数也经历了从起点回到原点的轮回；券商和基金，都迎来了行业中的寒冬。

　　有人认为，尚福林并非无动于衷，而是他性格温和，在事业发展上既不急躁冒进，也不固步自封。他在做他的功课，他在“断臂疗伤”，在短期内，病情可能会恶化，但是在长期，是一个趋向健康的开始。

　　打赢千点战

　　2005年，他的强硬开始明朗起来。

　　首先是一系列公司证券方面法律的完善。对股权分置改革的改革，尽管分歧颇多，但是尚福林不为所动，为将士们打气：“开弓没有回头箭”。

　　当股市跌破千点以后，一系列举措闪电出台：6月5日，第29届基金业联席会议上，尚福林表示，基金业要共同推进股权分置改革；6月8日，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6月16日，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增持社会公众股份开闸；其间，央行为券商提供贷款以保其性命的消息也已传出；6月17日，国资委表示，严控股市扩容，再一次消除市场的担心。这就有了后来的“6·8行情”。

　　而6月27日的会议，也让人们见识了尚福林搞好股市的坚定意志。他的强硬开始赢得赞誉，股民们对他的强硬，也寄予着厚望。

　　史美伦：

　　失利的改革派

　　从香港证监会到中国证监会，史美伦一直拿“without fear or favor(不偏不倚，无畏无惧)”视为自己的监管准则，可她的身后却承受着太多的功过评议，尽管从开始到离开，她一直坚守准则。

　　史美伦的来与去，不可避免地成为关注的焦点，虽然这并非她的本意。

　　去掉夫姓入乡

　　2001年3月，被港人亲切地称为“查太”的查史美伦，悄悄地来京赴任。和大多数人一样，她是从普通通道边检进关，没有带任何旧部，也没有专门的迎接。

　　为了这个“可以参与内地金融市场改革，为国家服务”的机会，她毅然放弃了美国国籍；为了适应内地的称呼习惯，她主动去掉了夫姓“查”，变成人们熟悉的史美伦。尽管她处事低调，可头顶“首位来自境外副部级官员”的帽子，还是将她推向舆论中心，低调也被视为“神秘”。

　　冷静、稳定、刚正、严谨，这些本应该是一名优秀的监管者具备的基本特质，一旦与史美伦联系在一起时，便成了铁面。而她的不辩不争，更是让“铁娘子”形象深入人心。

　　律师出身的史美伦，在香港证监会十年间素来以“监管说一不二”闻名，规范股市注定成为她在中国证监会的三年半的主旋律。史美伦是带着公平、公开、公正达到公信的“四公”原则走进中国股市。对于她的入主证监会，香港有舆论认为，“查太的任务是艰巨和富于挑战性的”，事实证明，史美伦的路走得很辛苦。

　　监管监管再监管

　　史美伦到来时，正是中国股市处在轻松逾越2000点的巅峰时刻。与此同时，史美伦开始了对上市公司的铁腕整治。

　　这一年，是中国证券市场建市以来规范力度最大的一年。在她上任的第一年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证券监管的法规或条例就达51件，初步建立了国内的监管法规架构，同时有80多家上市公司和10多家中介机构受到公开谴责、行政处罚，甚至立案侦查。从亿安科技(资讯 行情 论坛)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三九集团案，一直到银广夏案，一连串对上市公司的调查火速展开。

　　如此力度的监管，让中国证券市场距离国际化、市场化、规范化更近了，可投资者也有些吃不消了，“银广夏”、“中科系”、“东方电子(资讯 行情 论坛)”等股市神话的破灭，让不少中小投资者的信心一落千丈。自此，中国股市进入漫漫熊市，史美伦在任三年间，与股市行情跌落的曲线偏偏重合：深沪两市市价总值已由2001年3月的50908.44亿元一路走低到了2004年8月末的39031.39亿元，三年来市值蒸发了11877亿元。而上证指数也从2001年见顶2200点之后开始一路下泄，直击1259点。看到自己账户一天天“缩水”，许多中小股民也渐渐把矛头指向她，要她为低迷的市场负责。

　　面对指责，史美伦依然坚持永不言休的“执法、执法、再执法”、“监管、监管、再监管”的铿锵誓言。如今想来，或许仍令人钦佩。

　　成绩要别人去说

　　股市一路下跌的时候，史美伦的铁面监管负上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然遭遇过质疑，但通过三年多的坚持与努力，中国公司治理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起来。除此之外，保荐人制度、发审委改革、国有股减持、建立退市机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出，给中国股市带来了更多“规范”。

　　“如果还是让你留在北京工作，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刚刚卸任的史美伦，在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做出的回答是，“我想把投资者教育建立起来。我们股民这么庞大，真的需要对市场，对市场经济有个好的了解。”

　　早在史美伦上任之初，对于她的540万年薪，很多人颇有微词。事实上，史美伦只拿与其它证监会副主席同等标准的工资，其余的年薪除了在京生活费用外全部用以设立基金，支持中国证监会的监管官员到国外培训进修。受惠于这一培养计划的，不仅有史美伦在证监会工作的年轻同事，还包括金融传媒的记者、编辑，市场中其他优秀的从业者。史美伦在用她的方式，为大陆的证券市场培养人才。

　　对于这三年半的历程，她自己不愿作任何的评议，“成绩要别人去说，我尽了力，中国证监会的同事已非常努力了”。

　　一位股民网友这样评价了史美伦：“责怪一个人搞坏市场，她有这么大本事吗？是诸多利益诸多实际情况造成的这种情况。监管并没有错，只是选错了时间。史美伦她没有带给我们现在，但她给中国股市带来未来。”或许这是对史美伦在中国证监会三年半的最好注解。

　　张卫星：

　　忧心忡忡的

　　股权分置先觉者

　　张卫星，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曾工作在多个领域。1996年投身股市，1999年5月初著文从技术面、基本面详细分析，极其准确的预测了随后爆发的“5·19”行情。2002年著《中国股市向何处去》一书。最早系统提出了关于中国股市存在股权分置的理论，有人指责其做秀，也有人称其为股市勇敢的英雄。

　　在股市，或许，张卫星的名气，不比尚福林的知名度低。

　　在股权分置试点改革启动一个多月以后，很明显，张卫星陷入了低沉。他以第一个系统提出中国股市存在股权分置理论而知名，但是股权分置试点改革的启动，恰恰是他对中国股市彻底伤心的开始。

　　他曾经呕心钻研，并设计了一套他认为是“最优”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开始操作之前三个星期，向公众进行推介、演示，一度被传言，最可能会被证监会采纳。他随后对自己的方案进行了专利登记，希望藉此作为一个产品，向上市公司出售。

　　但是事与愿违，中国证监会的一系列规定，几乎是彻底否定了张卫星的方案。

　　他曾经对自己的方案很自信，多年的辛苦付之流水，自然痛苦。不过，更大的伤心是，他认为这样的股权分置试点改革不大可能会成功。他寄望已久的股市改革，似乎又往坏的方向走下去了。他对中国股市，自然很失望。

　　他对中国股市的看法，也由兴致勃勃的探索和参与，转到带有绝望的否定和疏离。

　　他不愿意再谈自己的过去，“谈得太多了，连我个人都觉得特没劲。都写过了，再写有什么意思？”

　　预言了

　　“5·19”行情

　　张卫星始终是那么桀骜不逊洋洋自得的样子。

　　他自言继承了北大勇于质疑的因子。他的思路和文章写法，确实让他在经济学界独树一帜。因为他的文章，类比极好，诙谐幽默中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像他写的《新淘金记》、《新西游记》，曾经成为股市门外汉的入门必读。

　　“张卫星是个非常可爱的人”，《证券市场周刊》的总编方泉评价说：“他很率直，所以注定在传统单位里待不下去，而是在股市里充分发挥了才能。”

　　1996年，在中国股市热潮初露端倪的时候，在IT圈子里打拼了四五年的张卫星，揣着十万元钱，入市了。

　　进入股市第一支股票选了600839的四川长虹(资讯 行情 论坛)。“长虹是生产电视机的，当时的国内电视机市场正是方兴未艾，当时国内做高端电视机的还相当少，自然觉得它前途无量。”

　　方泉觉得，张卫星在股市上业绩非凡，成了至少百万富翁。

　　收益的进展让张卫星自然开怀，从来不甘寂寞的他开始开始向一些证券媒体投稿。主要是介绍一些成功经验和思考结果。

　　真正让张卫星名声大噪的，是预言了“5·19”行情。

　　1999年5月8号，张卫星写了《历史大底就在眼前》，直截了当地指出很快将有一场“筹码抢夺战”。他这篇文章6000多字，被《证券市场周刊》全文刊发。这也是张卫星在媒体上的处女作。直到现在，张卫星还很感谢《证券市场周刊》，一下子让大家注意到了名不见经传的他，努力得到认可。

　　真正的对手

　　在大盘后面

　　随着“5·19”行情的预测成功，张卫星开始对股市有了进一步探索的欲望。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身边的股民聊起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上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当时有老股民就很直接的说，这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你管那么多干吗？不过张卫星的好奇心反而被勾起来了，就跑去问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员，“他们大概觉得我挺另类的，看我的眼神儿都不一样了。”

　　“开始我想，只要比大厅里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强就行；后来，我发现对手是大盘，只要研究透了K线的规律就能赢；再后来，我觉得大盘后面的对手才是真正的对手。”张卫星不愧是学物理的，他要研究什么问题，一定要把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提炼出来。没想到，这一研究，就将青春投入了进去。他几乎是把大半的精力，全用在了股权分置改革上。

　　1999年12月的《新淘金记》和《中国股市风险大讨论》，让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对张卫星刮目相看。这是最早的全面系统性论证中国股市存在特殊“股权分裂”结构性缺陷的理论分析文章。

　　这篇文章曾被张卫星四处投寄：证监会官员、知名经济学家等等，不过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他无可奈何地叹气，带着一种先知先觉的悲悯。

　　不经意间，在赞扬和反对的潮声里，他也感觉到了压力。他用一贯的桀骜不逊，打发了这些压力。

　　“当时我个人也受到了很大压制，比如去电视台做节目，就明确告诉我不许提到国有股这个问题，我一气之下干脆就不去了。后来他们就请了其他人，在电视节目里对这个方案称赞不已。当时也涌现出一批专家，对这次的方案鼓掌喝彩，而且他们并非受到别人左右，他们表达的也是自身的真实观点。我就感觉到研究教科书上的经济理论的确非常害人，没有经过股市的实践才会得出这种观点。”

　　于是张卫星转而开拓别的阵地，找到了网络。2002年1月，他打电话给新浪，新浪的态度非常好，几分钟之后，文章就出现在首页上。很快这篇文章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几天之内就掀起了一场关于国有股问题的大讨论。

　　以后，他开始沉到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的研究中。这时候，张卫星彻底成为中国股市成长的一部分。到现在，已有九年。

　　“这是中国

　　法学界的耻辱”

　　记者：你不愿意谈过去，是觉得过去的经历不好吗？

　　张卫星：不是。这几年来，历史谈了这么多，也没多大意思。股市有得有失。很多人在这个股市里耗费了青春，耗费了一切。财富也都损失掉了很多，尽管同时也获得了很多知识财富，不过也看清了很多问题。包括楼市啊、银行啊，我觉得我现在都看明白了，还在重复着中国股市的问题。重复着股市的错误。现在可能看不出来，以后会看的出来。

　　记者：具体怎么讲？

　　张卫星：我只觉得，中国证券市场应该是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一切。反应了中国经济的所有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在里面得到预示。经济的混乱啊，权力的干预啊，法治的缺失啊，没有诚信啊，这些社会上的问题，在中国股市上都有显现。

　　中国股市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它是中国社会的镜子。从这里面能看到很多社会问题。未暴露出来的问题，它会提早在证券市场上暴露。将来会在社会各个层面爆发。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经济，未来还是很坎坷的。还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也不是盲目乐观主义者，目前在中国最多的是这部分人。

　　另一个就是股市的诚信问题。其实各个层面都缺乏诚信，不光是上市公司，还有中介机构，政府管理层，都不遵守法律，权大于法。我觉得将来都会得到惩罚，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太多了。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股市每个阶段性的顶和底，都有很多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现在的股权分置试点改革不乐观？

　　张卫星：我现在也搞不清楚，那么差的方案怎么都能得到股民的投票？

　　记者：可能他觉得不投票也不起作用。

　　张卫星：这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个记者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说，“那些股民们在强奸中找到了快感，你说别人能怎么办？”真就是这样。我对未来还不是很乐观，因为这个试点方案会把矛盾激化，而且他把风险后移了，这可能会更麻烦。

　　因为股市整体的核心就是股权分置嘛，就是原始的产权关系不清。制度的扭曲。产生这个原因就是权力垄断，包括金牛能源(资讯 行情 论坛)现在的事。都说明，有权就有一切。

　　记者：如果当初股市没有股权分置问题的话，会是一片光明吗？

　　张卫星：你这个问题不存在答案。因为股权分置是宿命，是逃不过去的。这是制度的宿命，哪怕全国的经济学家都聪明绝顶了，也还是会走到这条路上来。它是综合的因素，包括民族、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包括我们的民众、我们的社会、当时的集体意识，等等因素，这种情况下的股市是一定会走偏的。

　　只要我们是计划经济的体制，整个学界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做出一个没有股权分置的市场。我假设过很多，比如说出现一个智慧的人，发现这个问题，诞生一个没有股权分置的股市，结果是这种假设不可能。别的路你根本走不通。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记者：假设试点改革用了您的方案，您觉得会更好？

　　张卫星：我觉得相对比现在要好一些。我现在觉得要用法制的手段来纠错。如果你在法律上出现问题了，都要纠错，这是法律的尊严。

　　在股市，经济学家谈得太多了，法学家谈得太少了。你看股权分置的专家，现在大家都知道谁谁谁，这是在实际中“打”出来的。法学界呢？你能找出一个人来吗？我正在写一个文章：《法律界为什么集体失语》，这是中国法学界的耻辱。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没搞懂。导致在中国股市，法学的思想介入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