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15年 玻璃窗和不透明的信息

　　浦江饭店三楼，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浦江饭店营业部副经理蔡冬弟指着照片说，“这是朱镕基当年敲锣开盘的位置。”时间定格在1990年12月19日，地点就在浦江饭店的一个餐厅里，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开业。

　　1997年12月18日，浦江饭店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场地提供者的历史使命结束，但证券市场从无到有、摸爬滚打7年的风风雨雨，留给这里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

　　浦江饭店 交易所门前的流言能影响股市

　　朱镕基敲定玻璃窗

　　为了搞证券交易所，当时的上海市长朱镕基亲自到东南亚一带考察，回来后，就紧锣密鼓地进行选址。

　　按照设想，证券交易所应该在外滩扎根，因为外滩解放前就是金融中心；而浦江饭店中选，是因为其历史悠久，建筑风格也很洋化。直到如今，浦江饭店的三楼还保留了巴洛克风格的一些建筑装饰。

　　朱镕基还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进行了全程关注。在装修期间，他就来视察。当时的工作人员都非常佩服朱镕基的周到和细心，大到电脑装置的安装设备，小到一块玻璃，都亲自关注。

　　装修时，二楼要安装一个玻璃窗，以俯瞰楼下交易大厅的情况。本来准备用4块玻璃材质拼接成，但是朱镕基认为拼接的玻璃材质扭曲视线，并不理想，最后决定改用整块的大玻璃，下面的情况才是一个完整的画面。后来，很多国家领导人包括外国元首都曾在这块玻璃后面驻足。

　　二楼原来的交易厅和贵宾休息室，如今都改成客房了，一楼孔雀厅也在准备重新装修，这里曾经容纳过1000多名红马甲交易员。

　　1997年，上交所搬到了浦东的证券大厦，浦江饭店也回归了饭店的本质。当年一些红马甲，有时还会回这里坐坐，以资怀旧。

　　“这是一段很有意义的历史啊，等我哪天心血来潮，说不定要写一本关于上海证交所的回忆录。”蔡冬弟说到。

　　第一支股票涨到5000元

　　上交所第一个挂牌的是豫园饭店，开盘时股价是300多元。不久，李鹏总理和夫人到交易所来参观，一看大盘，豫园股票涨到3700多，李鹏总理当时就说，股市不能搞投机啊！随行的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股市的本质就是投机；李鹏又说，不能搞大的投机。

　　后来，江泽民主席来的时候，豫园饭店已经涨到5000多元了。

　　蔡冬弟表示，在当时的背景下，即使是从5000涨到10000元，交易所员工也完全可以在10分钟内就能完成。

　　当时，中央对股市有两种观点，其中很多老同志认为我们国家搞股市是不是偏离方向啊。因为有争议，所以市场只有8支股票，别的股票都不敢发行，认购证也没有兑现。

　　由于搞股市的经验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拿过来的，所以一开始就特别不规范。当时，领导们认为企业要发展去银行贷款的话，光还贷就喘不过气来了，而上市的话，老百姓的钱就流到它的口袋里去了，跟集资差不多。

　　为此，证券公司老总还有证监会的领导在浦江开会时都一再强调：炒股不能宣传，一宣传老百姓都去买了，那股票行情就不得了，就只允许《证券报》发一些介绍性质的文章，开设股票账户也是悄悄进行，每天放量放一点，不希望发展太多新的股民。因为没有了解的渠道，所以好多股民都到浦江饭店门口来听消息，打听股票市场什么时候放开，还有什么新股要发行之类的信息。

　　内部争议很难平息的情况，一直持续到邓小平南巡讲话。

　　靠关系打探内部消息

　　与如今的萧条不同，刚开始起步的股市，曾牵动了上海市民的财富神经。当时，外地对股票还不太热衷，但上海对股票的热情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蔡冬弟还记得，上交所刚刚成立时只有45名红马甲交易员，中间还坐着1位黄马甲监察员，大家当时都在一层办公，没有联网，进行交易必须打电话给红马甲，然后他们在电脑上买进或是卖出。不久，红马甲接电话打单据已经到了手都发软的地步，人数也慢慢扩张到了1000多。

　　当时，很多工人翘班去炒股，更多的股民则是涌向交易所和当时还不太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

　　上海证交所的很多员工都还记得，当时经常是一下班，交易所外面及旁边一家证券营业部门口，总是挤满了股民，打听消息的、聊股经的，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发表演说的，还有一些在那里做股票分析的，鼓动股民买哪支或者抛哪支，然后自己从中获利。

　　“这些情况，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过，那个消息不太公开的时代，这些坊间流言和演讲真的会起作用。”蔡冬弟很认真地说。

　　一开始，因为对证券市场“姓社姓资”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舆论导向是不鼓励老百姓积极参与股市交易的，老百姓得到信息的范围很小，很多人也对股票缺少起码的常识，极容易相信一些自诩为专家或股评家的人。

　　老百姓大都是拿着平生仅有的积蓄来炒股的，有些因为没炒好赔了，心理上就很难接受。蔡冬弟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工人赔掉了3000元钱后就跳楼了，这在现在是不会发生的。“现在赔掉30万也不会呀！”他感叹说。

　　蔡冬弟1975年就到浦江饭店工作了，后来为证交所服务了7年，他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整个过程。

　　如果不是在浦江饭店工作，或者上交所当初的选址不是浦江饭店，那么，蔡冬弟进入股市的时间可能会推迟，因为他本人是那种特别本分的人，对新事物比较谨慎，但是由于证交所开到了家门口，红马甲就在身边，这种环境熏陶还不动心是不可能的。

　　蔡冬弟回忆说，虽然传递内线消息和操纵股市等行为是一开始就禁止的，但是证券市场还在摸索阶段，很难一下子规范，通过关系打听内线消息很常见，而且中国股市是政策市，操纵股票似乎也很顺利成章。他也是在熟悉的红马甲朋友的指点下玩起股票的。

　　除了近水楼台的炒股条件，蔡冬弟在7年的证交所服务时间内，也见到了很多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作为新中国经济改革的标杆，领导人的视察，外国元首的参观是家常便饭。在外国元首当中，给蔡冬弟印象比较深的是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据说已经是70多岁高龄，还一身军装，精神抖擞地走来，与红马甲们亲切交谈握手交流。

　　水皮：

　　“股市鲁迅”不讲挣钱的道理

　　宽大的写字台上摆着一台显示股市行情的电脑，书柜里基本都是与股市有关的书，墙边还堆了高高几垛办公室主人撰写的关于中国股市的作品。这里就是有“股市鲁迅”之称的财经评论家——水皮的办公室。

　　平头，戴一副金边眼镜，身穿卡其色的短袖衬衫和同色休闲长裤，脚踏一双布鞋，普通话里透着南方口音，谈起中国股市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水皮给人留下幽默、犀利、自信的印象。

　　谈得兴起，他说话的声音也逐渐变大：“我的文章无非就是讲做人的道理，做事的道理。挣钱的道理不是我来讲的，我一旦陷入挣钱的道理，这文章就没法看，利令智昏呀！我做任何文章都会回到这两点来讲，就是不断的拿最新的事物来讲这两个道理。道理会错吗？永远不会错！”

　　水皮初入股市

　　1994年4月，上海股市从1558点一路滑落至777点附近，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动“777保卫战”，水皮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中国股市。

　　那时，北京的股民还不多，证券交易所也比较少，水皮和他好几个同事一块跑到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中国银行下面开户。

　　刚开始进不了大户室，他只能蹲在吵吵嚷嚷的散户大厅里看行情，等着大屏幕一屏屏翻过去才知道股票价格。由于时滞，看到的已经不是即时的股票价格，所以买股票的时候，要打高一毛钱，卖股票的时候，要打低一毛钱。

　　初入股市，正好赶上刘鸿儒的“四不政策”托市，有一个反弹的行情，当时北京有很多人买了天桥、天龙，水皮也跟着买了，马上就涨了50%。

　　不久，政策托市失败，大盘又跌了下去，到7月底跌倒324点。这时候，证监会发布“三大救市政策”，深沪股市强劲反弹。“反弹之后第一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同事不敢买，想看看第二天的行情再买。结果第二天又是一路高开，几天就涨到七八百点。那时候我们一个哥们说，券商说到800点没问题，再往里边杀，结果到了1040点。”

　　在这波行情里，水皮的股本从10万翻到了20万元，钱来的太快太容易，反倒让他没有兴奋的感觉。

　　三分清醒七分醉

　　1999年5月19日，星期三，一个让老股民记忆深刻的日子。

　　早晨一开盘，所有股票呼拉拉直往上涨。这一年，中国股市迎来了空前的政策大牛市，而水皮最辉煌的5.19逃顶也发生在这一年。

　　那天是6月30日，水皮根据半小时的成交量算了算盘面，当天的成交量可能达到800亿。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决定赶紧跑，基本上跑空了。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可是深沪股市反而大幅下跌。

　　就在30日晚，水皮写了《三分清醒七分醉》一文，他认为：“做股票就如同喝酒一般，三分清醒七分醉是种境界，不喝酒的人体会不到酣畅淋漓的痛快，过于贪杯的人一喝就醉也没有乐趣。”

　　“你不怕文章第二天刊出来，股市却没有跌么？”记者替他担心，水皮却斩钉截铁的回答：“不会的，肯定跌。这是我后面一直做股市评论的一个基本信心。”

　　1999年之后，以网络股为代表的高科技股一路上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

　　“我知道这是波假行情，它一定会下来，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来。这个时候怎么办？不入市不行！做股票讲究心中有股，手中无股。虽然买了股票，你也不要一天到晚都被它牵着鼻子走，变成股票的奴隶，那样会毁了一生的幸福，但是在空仓的时候，你一定要关注股市，把握机会。”

　　于是在1800点的时候，水皮再次入市。当然，他选择股票是有几个基本标准的：第一，找没有涨过的股票；第二，质地非常好的股票；第三，你对他有所了解的股票；第四，投资相对公开的股票。

　　我穿上了“红舞鞋”

　　“水皮杂谈”在业内非常有影响力，很多人长期关注着这个专栏。当被问及今后打算怎么发展时，水皮表示还会将杂谈写下去。

　　“我现在好像是穿上红舞鞋脱不下来了。本来也不想再写，很多东西都说过了。但是不行，现在这个变革时期，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天天都有人催着我写。当然，沟通的本身也让我有新的想法。另外，他们管理层也比较重视。这也是我写作的一个动力。中国证监会是中国最开明的一个机构，他还是有肚量接受舆论监督的。而且还有一批业内人士、一些专家学者，包括一批海归的朋友，他们会把他们想到的一些问题，不断告诉我，你应该写这个你应该写那个。因为我自己的知识面毕竟有限。这个杂谈也会成为他们献计献策的一个渠道。”

　　方泉：站在专家对面 撬开他们的嘴

　　方泉，《证券市场周刊》总编。1985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91年7月进入证券界，1992年3月参与创办《证券市场周刊》。

　　14年，方泉一路走来。其间折射的，却是中国股市曲折的发展历程。

　　被王波明毙掉的杂志

　　《证券市场周刊》是1992年3月15日创刊的，主管单位就是联办。那时，大概有三四十人筹备这本刊物。因为联办是民营企业，讲求成本，所以只有我一个专职人员，从主编、副主编到采访主任，全是外聘的。

　　我当时对证券一窍不通。我数学很差，高考48分。过来以后，“二老板”一看，我写过诗歌、小说，中文没问题。当时联办都是一些海归，英文说得比中文好，咱英文没他们好，中文没问题啊，所以就当场拍板用我了。

　　然后我就狂看书。《股份制与证券市场小知识》，刘纪鹏编的，估计现在都找不到了；联办编译的“中国证券市场”丛书，硬着头皮看，公式看不懂，基本分析方法倒是明白了。不懂的人看懂了后，写文章有一个好处，至少知道怎么让人看懂。

　　杂志第一期出来就作废了，因为错了一个数。上海电真空，每股税后利润大概是几角钱，我们写成了几分钱，错了一个小数点。

　　老板王波明拿着那些杂志，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一摔，“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在美国这种报道，如果是有意的，是要判刑的；无意的，人家也可以告你！”这给我很大震动，至少看到了证券市场的敏感性。

　　为此，所有领导的当月奖金都被扣发了。

　　第一期杂志共印了5000本，在北京销了1000本。没有发行人员，王波明就让我背着2000本杂志去上海；又招了一个人，去深圳。老板说：“卖出去了，你就买张票回来；卖不出去，你爱去哪去哪。”

　　到了上海，卖给谁啊？我通过朋友，找到了我们承包的一个营业部，中创上证的一个经理；这个经理介绍给我他的一个大户，这个大户又介绍给我他大舅子徐建国，他现在是上海地区自办发行所有报刊的龙头老大。

　　徐建国当时做瓷器生意，这是他做的第一本杂志生意。以前他一直不做股票，觉得这个市场不稳定；我俩骑着破自行车，跑了海通、万国，申银，很快就卖完了，几乎是被抢完了。

　　通过卖杂志，我感觉就是：证券市场已经发展起来了；投资者对信息的渴求特别强烈。当时，进行信息披露的只有一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导刊》，是《上海证券报》的前身；上海的发行经历提高了我的自信，回来后就写了平生第一篇股市文章——《走马观股市》，1000多字。

　　批评尉文渊干预股市

　　当时最重要的采访是访尉文渊，他比现在的尚福林影响大。因为交易所当时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体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多头管理，真正握权的还是地方政府。这样，两个交易所掌握的市场审批扩容的权力极大。

　　我约了尉文渊至少五次都没成。一是他很忙，权重一时；二是他对我们新创刊的杂志不感兴趣。

　　我通过各种关系，搞定了他的办公室主任，问他，“你就告诉我尉文渊在不在？”最后一次，尉文渊正在屋里跟人谈话，我就闯进去了，说“我就是方泉，您谈完话后，能不能给我十分钟？”他犹豫了一下说，“好吧”。然后我就老老实实的站在门口等他；等了半个小时，尉文渊送走客人后，就喊我进去。

　　当时尉往后一仰，“真他妈累！”很疲惫的样子。

　　我说，“尉总，咱谈点轻松的话题。您儿子多大了？”他说三岁了。我当时掌握他很多资料，知道他先前在审计署教育处做处长，就追问，刚开始怎么考虑到交易所的？毕竟当初的形势并不明朗啊。他说，“那就是因为老婆生小孩嘛！非闹着要我回来，再后来就这么一步步被推着走到现在。”我们开始聊，聊他插队，然后自然就聊起证券，谈得非常好，一谈就谈了四个小时。

　　回来后就写了《“我总感到一股不可抗拒力”——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访谈录》。他很满意，因为没人从人性化的角度来写他。后来，上交所的所有活动，他都先找我去。

　　但是我也批评他。

　　市场刚跌下去，他就背着手晃悠，在大厅里说：“没什么嘛！”当时，红马甲就在大厅里坐着，“尉文渊说没什么”，马上就涨了100多点。我就针锋相对地批评他，“你这是典型地干预股市嘛！”他也承认不对。

　　他离任时，我给他写了一篇文章：《你是证券市场的铺路石子》；他很感动。我觉得这不是夸他，是事实。

　　站到吴敬琏的对立面

　　2001年，吴敬琏抨击中国股市“是一个赌场，甚至还不如一个赌场”，认为全民炒股很危险。《证券市场周刊》发表《股市的花样年华还有多远》，对吴敬琏的观点分别提出质疑。

　　这使我一下子站到了吴敬琏的对立面，并引起了关注。

　　我认为，吴敬琏老先生的立场和思路是停留在一种理想中，而实际上，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没法寻找一种平衡，我们要求的是机会均等，机会公平比什么都重要。股市给13亿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均等的机会，当然，这里面有占据信息优势、资金优势的操纵者，我们要严厉打击，但毕竟这是少数。在6000万投资者里，5999万，都是普通投资者。

　　这就是你怎么看到月亮的正面背面，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关键要看它起到的作用。

　　我从来都是对有些事情批判，对有些事情讴歌，我永远讴歌投资者背后的这种冒险精神，或者叫创业精神，中国需要这种冒险精神。

　　现在回头看，股市百孔千疮，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但它担负起多少的社会责任、经济责任。说大点，股市担负着6000万人的光荣与梦想。当然有些人变好了，有些人变坏了。

　　如果说得极端一点，股市是几千年来第一次让所有知识分子、或者说自认为有思想的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平竞争机会，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修炼。它改变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带动了一个大众投资时代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