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15年 冬天里开启无监管股市

　　夏斌：

　　深交所呼风唤雨27个月

　　1995年的冬天特别冷。夏斌第一次留在深圳过了春节。“就要离开了，总要向曾经关心过深交所的人有所交代。”这之前，他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的位子上坐了27个月。

　　就是这位曾在中国证券市场权重一时的上海人，至今居然连怎么开户都不知道，他从没炒过股，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中国股市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从较早提出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构想，到深交所的首任总经理，极具理想主义的夏斌与中国股市紧密相连。

　　交易所老总

　　指挥整个股市

　　“太忙了，还有好多报纸都来不及看。”6月29日下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见到夏斌时，他指着书桌和茶几上堆放的四五沓足有半米高的报纸说。

　　现在的夏斌，身份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依旧很忙碌，但却少了在深交所时的紧张。看起来，他倒是很乐得享受目前的这种忙碌与淡泊。

　　此时，他已离任深交所总经理近十年，“经历过太多，所以心态放得很开”。

　　1993年初，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把夏斌要到中国证监会，任交易部主任和发审委委员。当年7月，夏斌奉命南下，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一职。他在一到深交所的员工大会上，就说出一番豪言壮语，“我们要玩命地干，我们正在干着一件大的事业，我们的努力在中国证券史上写不上几句话，哪怕是划上一个标点符号也就足以自慰了。”

　　当年的慷慨陈词是否兑现？夏斌给出的注解是，“至少，深交所从区域性交易所变成了全国性交易所。”在他看来，当时的那番话更像是自然情感的流露。

　　夏斌是1984年从五道口(即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的。1985年，五道口毕业生们成为中国第一批金融市场改革的倡导者、启蒙者和推动者。“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我们只能是从政策理论层面呼吁、写文章，希望推动金融改革。既然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的确是心存远大抱负，很想把深交所做成中国最大的交易所。”

　　当时，中国股市尚处起步阶段，股市的发展与推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一举一动，有人用“两大诸侯割据”来形容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时的监管概念确实不像现在这样，1992年初才刚成立证监会，这和我当总经理几乎是同时，股市又没有明确系统的监管理念。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的是两个交易所老总在指挥整个股市。

　　交易所老总可以“呼风唤雨”。在股市形势不妙时，四川股民传言说“夏总病重病危了”，一时间，股市乱了方寸。为了辟谣，夏斌第二天赶紧出来接见外宾，《证券时报》随即头版头条刊登了他接见外宾的照片。这居然成了镇静剂，股市也随之稳定下来。

　　“还有一次，我去民族证券北京营业部看了一圈，第二天，报纸就拿这件事情做了头版大标题。”

　　不仅如此，那时就连夏斌的名片也是金贵得很。“当初，做深交所老总的时候，我的名片很值钱。过海关的时候，拿着名片就能过，当时好多人巴不得认识我呢！”

　　一句话平息

　　一场股市风波

　　坐在交易所总经理的位置上，拥有的不仅是对股市的巨大影响力，同时还有危险甚至是性命之忧。

　　夏斌刚到深交所时，一直下跌的股市突然开始飘红，因为有人传言，“我是朱镕基派来的人，还带了几十个亿来救市，这种说法我也听过，根本没有的事情。”

　　不久，股市又开始下跌。那时，每天都有恐吓信邮寄到深圳证交所，夏斌甚至记不清收到第一封恐吓信是什么时候了，“后来，恐吓信越来越多，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情绪，秘书干脆就不让我看了。”

　　认识夏斌的人实在太多了，出与安全考虑，他还不得不去香港买了假胡子，“但一直没有用过。”

　　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平仓案，更是将夏斌推到了峰口浪尖上，“做不好，进监狱都有可能”。当时，北京、武汉、上海都出事了，很多股民也在闹事。为了谨慎起见，夏斌一直没有宣布价位，对照当时上海的价位，夏斌专门找人进行详细客观的调查，经过仔细研究，他心中有数了，于是向市委反映处理意见。而市委领导则全权交由夏斌负责。“越相信我，肩上的责任就越大。”

　　突然有一天，市政府门口被大批股民包围，当时正处于“两会”期间。于是，在两车警察的护送下，夏斌赶到现场。“我记得当时游行集会搞了两天，分别是多头、空头两方轮番来闹，可能是怕我被其中一方的眼泪所迷惑，所以轮番‘进攻’。一方面，我对双方进行安抚，同时又找人在上海调查详情，后来终于敲定了一个价位。”

　　那段时间，交易所也经常聚集很多股民，夏斌最担心的是有人会炸交易所。就在市委商议具体价位的那天，夏斌就对公安局长说，“一旦交易所被炸，要惊动的不仅仅是深圳市政府，那么多股票交易的资料如果被毁了，股市一定会大乱，可能影响全国。”公安局长听完这话慌了，因为事情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他的预料，“夏总，你给我8分钟的时间，只要8分钟，防暴警察就能赶到。”凭着夏斌“三寸不烂之舌”，应付8分钟绝非难事，而8分钟之后，防暴警察按时赶到交易所，一切安然无恙。

　　最后，夏斌宣布了一个让大多数散户不赔钱的价位，风波就此化解。“大家以为会出事，结果没想到事情竟如此顺利。”如今回忆起来，当时的分分秒秒依旧是惊心动魄，“我做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情。”

　　让利异地政府

　　打败上交所绝招没实现

　　27个月的深交所总经理生涯，留给夏斌一个永久的纪念——糖尿病；而夏斌带给深交所的，不仅仅是交易所的升级。

　　1993年11月，《证券时报》创立；尽管是夏斌创办了报纸，但这却非他的本意。在创刊新闻发布会上，夏斌语出惊人，“第一，鄙人不愿意不赞成深交所办《证券时报》；第二，由于中国证监会不管住上海交易所办《上海证券报》，所以我们也要办《证券时报》。”

　　但是最终，夏斌没能实现“把深交所做成中国最大的交易所”，就带着满身的疲惫离开了深交所。夏斌透露说，自己本来是有绝招可以打败上交所的，“采用让利给异地政府的方式，吸引当地企业到深圳上市，这绝对是一个狠招。只可惜，没有机会去实施。”

　　而互联网业务没能深入，也是让夏斌引以为憾的。“我是中国最早第一个做网络业务的。网通老总田溯宁的第一桶金就是赚的我们交易所的钱，所以他见了我很客气。”

　　刚回北京时，尚福林对夏斌的印象是“面带菜色，说话有气无力”。当时，夏斌的糖尿病已经很严重了，为此，夏斌在家里休了10个月。“每天看看小说或是历史书，做做饭，很多人都想不到我能如此安静下来。”那段时间，夏斌的妻子是最满意的，“终于没那么忙了，而且每天回家还能吃到我做的饭。”

　　闲不住的夏斌，又想做事了。1996年，在同学吴晓灵的建议下，夏斌决定重回央行。

　　当时，行长戴相龙给了他三个选择，夏斌最终选择了“冷门”的政策研究室。1998年，他又入主非银司做司长。

　　2001年7月，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问世，让夏斌再次成为焦点人物。直到现在，还有人要买这份报告。

　　从最初的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似乎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上。但在经历过深交所的惊心动魄、非银司的整顿风暴之后，夏斌已绝非当初了。“我经历得太多，什么都干过，所以敢说话。”

　　王波明：

　　股市设计者的背影

　　王波明，出身名门，其父王炳南从1964年至1975年，一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0年，王波明到美国留学。198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后在纽约交易所工作一段时间。1989年创办“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正式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一直出任副总干事至今。

　　目睹“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天成为金融界及实业界的噩梦。

　　持续很久的牛市当天惊人下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一天内跌去的股票价值总额是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时跌去价值总额的两倍。混乱中，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震荡也冲击到东京和伦敦。

　　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观望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后来，有人称他为“华人圈里第一个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

　　他就是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中的自发推动者。

　　那时，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在纽约交易所做数据整理员，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开创一番事业。在这个年轻人眼里，“黑色星期一”背后的传奇性和神秘，远远超过了它的灰暗和恐怖。

　　旁观者清，王波明对证券市场的作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觉得证券市场能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大展身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成为他的理想之一。

　　尽管历史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总有一些身影在历史远去的时候异常清晰。王波明即是其一。

　　筹备中国股市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归的高西庆一起，给高层写了封信，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在198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城市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而城市经济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

　　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因为在同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

　　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悄然举行。这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创立的序幕。

　　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王波明刚从纽约股票交易所辞职回国大约两三个月，他也参加了这个会。

　　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

　　该会议就如何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方面进行了讨论。当时，张晓彬介绍了他和王岐山共同草拟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会议对交易所应该设在北京还是上海，争论很热烈。

　　会议之后，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编写材料，最后定下来由中创公司组织策划，提供经费和办公场所。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

　　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拿到了“白皮书”以后，很快就回复，表示要专门召开汇报会，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总结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发起了一个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备工作。很多国家级的金融机构也参加了会议。这被戏称为“北京华尔街会议”。

　　“九大非银金融机构包括中信、光大、北京国投、中创等，最后确定，参与这个事情的公司要每家拿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方泉介绍说。

　　这个机构就取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正式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时间是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出任副总干事，理事长为经叔平。

　　游离于圈外

　　证券交易所应该建在北京还是上海？这是一个问题。

　　1990年三四月份，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知道“联办”后，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并表示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成立了筹划交易所小组，尉文渊任组长。

　　1990年8月，中央出台《开发浦东纲要》，明确提出把上海建成远东金融中心。这时候，上海和深圳开始争夺中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的开业权。北京，已经被落在后面。

　　一个插曲是：朱镕基在加拿大访问时，就宣布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开张。这使得深圳变得被动起来。不过，深圳还是抢在了前头，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深交所开张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批，就用红布盖着牌子，仅搞了一个小仪式，宣布可以交易了，可想而知，交易单自然也寥寥。

　　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而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后，一直游离于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职“联办”副总干事，以及“联办”旗下一揽子财经媒体的社长或总编，包括《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

　　王波明如今为人低调，《财经》联席主编杨大明回忆说，他只接受过王安的采访，当时王是在写一本书。或许，面对自己曾经那么投入的一个事业成果——在风雨中跌跌撞撞成长的中国股市，王波明应是无语最好。

　　这位股市的设计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里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悠然于这几大财经媒体；叼着烟卷，擎着老茶杯，在烟雾缭绕里，怀揣着对激情的膜拜，继续打造他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