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星：股权分置试点

　　文/罗 威

　　“我们经过严密地测算，如果含权系数是1∶3，市场就稳得住；1∶4就能涨；低于1∶3就会下跌，若更低就会暴跌。现在这几家试点企业改革方案的含权系数在1∶1.4左右，股市能不跌吗？”

　　《新财经》：4月2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5月9日公布了四家试点企业的名单，现在改革已在进行中。请问您对证监会此次关于股权分置的试点改革有何看法？

　　张卫星：难以服众，甚至有可能失败。当我看完《通知》后，我就知道这次改革的结局：“如果不进行大修改必然是失败”。首先，保护投资者利益口号化。尽管方案也提出试点公司要召开股东大会，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掌握，但我把它叫做“无灵魂的程序”。方案是解决问题的灵魂，现在的方案已经照顾了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显然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就成为一句空话。其次，缺乏经济理论的指导。在这个《通知》中，我看不到任何经济理论的解释和分析，比如为什么要送股，为什么送这么多股？送股的比例应该怎么来确定？《通知》中没有给予合理解释。我们经过严格测算，只有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保证改革成功。在改革中一定要理论指导实践，不能蛮干，否则就不能服众。

　　以前我们有过两次试点改革，1999年12月的“国家股配售”和2001年的“国有股市场价减持”，两次试点都以被迫叫停告终。这是第三次了。但我们发现整个程序没有任何改变，还是那种思维，还是那样的指导思想，这些都不改变能成功吗？

　　《新财经》：您觉得这次试点改革暗箱操作的可能性有多大？

　　张卫星：可能性很大。民众不知道这些规则是谁确定的、是通过什么程序确定的。按道理说，这个程序规定应该由证监会来决定，遵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但负责方案的一定应该是经济学家。手术一定要由医生来做，而不能由医院的党委书记来做！

　　《新财经》：您能否说说会有哪些暗箱操作的可能？

　　张卫星：首先，没有规定“流通股最低投票率”，尽管《通知》规定“临时股东大会就董事会提交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做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想一想，能有多少流通股股东去投票？坐庄的公司和大股东稍微操作一下就可以通过，非流通股本来就占总股本的60%～70%，很容易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数。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案例：去年电广传媒(资讯 行情 论坛)出台以股抵债的方案，这是一个对流通股东利益侵害极大的方案，当时经过市场的广泛宣传，我们看到只有4%的流通股股民去参加了投票，投票率很低，但是显示的结果却是流通股96%的赞成率，这个比率远远超过了三分之二，远远超过了50%。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电广传媒以股抵债方案实施后的流通股价，已经跌破了它以股抵债价格，所有流通股东的利益继续受到侵害。这里存在着一个市场效应：越坏的方案投票率越低，就越容易被操纵。

　　其次，《通知》规定：“试点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应当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投机机构完全可以用十几天的时间借助市场热情炒高一只股票，然后用一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慢慢派发，让股民慢慢为此次炒作买单，导致一个短暂爆发反弹牛市以后的漫漫熊市。

　　另外，保荐人制度里并没有规定保荐人有资格做全流通方案，保荐人的业务是IPO、增发和可转债。但在《通知》里，证监会把保荐人硬性加入进来，这里面就有越权执政的嫌疑。保荐人对全流通方案有多少理论研究呢？主要是收取费用，券商就有钱赚了。证监会应该引进“发审委”，由券商协助工作，这才是成熟和正确的制度。

　　《新财经》：您在4月中旬的时候对证监会的此次改革还是很乐观的，现在为什么这样失望？

　　张卫星：我们把自己的方案报给证监会后，今年4月1日，证监会请我们去谈话。当时，双方对彼此都很认同，我们认为试点操作可能会按照我们提供的方案进行。但是证监会最终出台的这个《通知》让我非常失望。虽然它的方案借鉴了我方案的50%，采纳了扩股、送股思路的技术实现手段。但是改了很大一部分，含权系数在这里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经过严密地测算，如果含权系数是1∶3，市场就稳得住；1∶4就能涨；低于1∶3就会下跌，若更低就会暴跌。我计算了一下，现在这几家试点企业改革方案的含权系数在1∶1.4左右，股市能不跌吗？市场会对预期很快达成一致。看得出来，此次股民们非常清楚这是抢劫之后给的两颗甜枣。由于《通知》没有强制规定应对投资者补偿以及补偿多少，很有可能第一批试点的企业会多送一些，但以后试点的企业就很难说。如果大部分企业都不再愿意送利，这样对流通股民的补偿就会很少，股市的后果不堪设想。

　　我不得不说，从一开始，政府部门对股权分置的认识就是错的。我们谈了五年的股权分置，到现在还认为这只是流通和非流通的问题，退回到1994年的认识上去了。举个例子来讲，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我们已经说这是万有引力的作用，而他还在说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还在描述现象。

　　《新财经》：为什么在一个月内情况变化得这么快？证监会出台政策不应该是经过长时期的研究和酝酿吗？

　　张卫星：市场上经常看到的经济学家的意见，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民间的声音。我们的力量强不过政府的力量。

　　《新财经》：我知道您为了求证，长时期以来一直奔走于证监会、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之间，我想知道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对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看法？

　　张卫星：我接触了几十家上市公司，在今年4月也召开了对机构投资者的推介会，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方案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于股权分置这个问题，这是六方博弈。坦率地说，我的方案中也有各方利益的妥协，可以很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而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也都愿意接受。现在我感觉惟一不接受方案的是政府管理层。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证监会告诉上市公司，你直接可以从股市里拿钱，而不需要自己的劳动，上市公司肯定更愿意呀。反过来，如果证监会告诉上市公司，你不可以这么做，法律不允许，上市公司一定会按照经济规则去选择一种改革方案。

　　《新财经》：这么多年来，您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有人说您是中国股民的代言人，散户的领袖；但也有人说您是堂吉诃德，还有一些人对您颇有微词。对此，您有何想法？

　　张卫星：我有很多名头，“中国股市民间经济学家”、“民间思想家”、“散户代言人”，证监会里也有官员说我是“证监会编外副主席”、“股民领袖”，还有许多。不过我对自己的评价是“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专家”！因为对股市问题的认识是由这么多年的经验和证据证明了的，我一般不做马后炮的判断，那么多事情没出来之前我就敢反对。一次一次验证了我是对的。

　　也有人劝过我，要我低调一些。我对他说，四十岁之前我不准备收敛。因为中国的股市太乱，问题太大，利益太多，现在大家都想发出声音，我也要采取能让大家听见的方式来说话，但代价就是你说的“处于旋涡之中”。这也是一个悖论，你不可能四平八稳地达到目的，大家都变成朋友。我给人的印象比较张狂，所以他们愿意挑战我。都说中国是中庸之道，但实际上中庸永远只是中国人的梦想。追看历史，做成事情的肯定不是中庸之道，而是反中庸。

　　《新财经》：有人说您在炒作自己，坦率地说，您有没有这种成分在里面？

　　张卫星：说我炒作的人也可以写文章炒作自己呀。有本事也写个三年五年的，但我估计能够写上一个月的人都不多。我能把一个思想讲上五六年，这也是本事吧？中国人做事总是一个人做，两个人看，三个人睡觉，四个人嚼舌头。我早就做好这种准备了，我要做事，就不怕别人说。几千万人炒股，骂你的，扁你的，捧你的，都少不了,没有这点承受力，怎么做事？但我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你是学者来跟我谈，我会和你进行学术探讨和交流；如果你是个学术流氓，那我也就要痛扁你。我知道我不讨人喜欢，我说话太直，我做事就是凭着自己的本性。

　　张卫星：颐合财经首席经济学家。多年致力于研究中国股市存在的“股权分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