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变内外失衡的状态，政府的工作重点必须放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下大力气解决三农问题，逐步改变城乡二元格局。第二，认真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影响消费者信心的一系列问题(可以救地产，但不能救房价)。第三，在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阶段，容许固定资产投资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第四，逐步改变生产要素价格过低的局面，加强环境保护，提高安全生产的标准。第五，继续清理外资和外贸优惠政策(如出口贴息及招商引资政策)。

　　制造业关键是品牌和附加值

　　谈到外向型经济，谈到结构调整，就不能不提制造业的结构调整问题。有些人认为，我国的制造业结构不够合理，突出表现在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偏高，对外出口的大都是服装、鞋类、玩具等价格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有些人还以机电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升至57.8%为由，宣称近年来结构调整已取得明显进展。实际上这种观点只看到问题的表象，没有抓住本质。继续鼓吹这种观点对中国经济的和谐发展是有害的，应当加以批驳：

　　第一，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高达1600多万，就业压力一直很大。在此情况下，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稳定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GDP就业弹性系数却从80年代的0.303急剧下降至0.105左右，由此带来了大学生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状况与有些地方动不动就上大项目，过分追求资本密集型及高科技型产业投资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各个省市按此思路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第二，我国的出口产品只赚吆喝赚钱少，与产品种类无关，与加工贸易方式及外资主导的贸易格局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在外贸中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占主导地位，所以，我们赚不到相对丰厚的技术专利费用和销售利润；因为在外贸出口中加工贸易占了大头，许多出口仅仅是简单或贴牌贸易，所以，我国企业拿不到品牌收益和境外的差价收益；因为我们对民族品牌扶持不够，所以许多中资企业即使独立生产了，也不得不依附于境外的跨国公司。

　　第三，我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90%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IBM、戴尔等纷纷把生产基地搬到中国，由此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顺差过多，还会因同质竞争而进一步加剧西方政客及劳工界的反华情绪。实际上，即使是这些被某些人拿来炫耀的高科技出口产品，中国从中获取的收益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这方面笔者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第一，在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稳定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以国内自主创新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第二，在产业、金融、税收和政府消费等诸多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支持有实力、有品牌的中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第三，不论是何种制造业，政府都应当支持企业不断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重视品牌创建及技术研发等工作。

　　城乡二元格局亟待改变

　　前面已经提到，要改变经济内外失衡的状况，关键措施之一就是要认真、彻底地解决困扰多年的三农问题。内需不足与9亿农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低有相当大的关系，而农民消费不起则又与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格局有关：包括现代化的城市与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相对应、居民的较高收入与农民的低收入相对应、缺乏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农民与后顾之忧较少的居民相对应，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与各方面待遇明显偏低的农民工相对应等。

　　为此，我们应当改变农业补贴工业的做法，使城市和工业更多地反哺农村和农业；改变国家资源大部分都投资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的做法，显著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环卫、道路、水电、教育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投入，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并强制企业为农民工建立安全的生产环境及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在农业方面，除了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业直补外，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使农民更加安心于农业生产，使农村尽快摆脱只有老弱病残在耕作的危险局面。

　　不能盲目限制固定资产投资

　　除了以上三大结构调整外，有些人还主张改变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的局面，改变服务业比重偏低的状况，并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对此我们也应当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

　　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增长速度过快确实容易导致供需失衡、资源紧张及通货膨胀，但这并不等于说限制投资增速就是合理的。在是否需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问题上，我们应当看到，这几年的形势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红利及城市化、工业化加快发展的阶段。我国的城镇化率2007年只有44%，人口抚养比已从1982年的61.6%下降至去年的不足40%。在此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稍快一些是合理的，对社会资源进行跨期最优配置是应该的。第二，在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企业自有资金的比重2006年已高达59%，而政府资金的比重却只有13.6%，这与改革开放后最初20年的情况相比已有很大的变化。第三，自2003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一直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而且顺差的规模越来越惊人，外汇储备风险也越积越大。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之后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政府应允许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应避免其增速失控，并继续打压低效、重复的政府投资行为。

　　(作者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笔名姜艾国，本文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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