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肃：通货膨胀全景新解(2)

　　三.“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争”没有结束，并对当前宏观调控与国企改革继续产生着深层次的重大影响

　　春节前，我参加了一次企业沙龙，听到一位有些名气的经济学家大赞宏观调控和反通胀之道，认为通货膨胀是中国改革与发展过去和今后很长时间的头号大敌。抑制通胀昨天是、今天是、将来还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首先要任务。而后，又有一位国资委的司长大唱央企垄断性利润爆增的赞歌，认为大国企背靠国家支持可进军全球，靠行业收购可整合中国，靠调整治理结构更可稳步提升、傲视当世，并由此认定：大国企尤其是重点央企才是中国明天的倚赖和希望。闻此宏论，我猛然顿悟出一个道理：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大的通胀威胁和第三次宏观调控，“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争”没有结束，其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今天仍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2007年以来肉蛋奶等食品类价格的一路攀升，京、沪、穗、深圳以及其他大城市房价的不断高启，成为近期中国经济中最醒目的现象。时至2007年末，中央银行已是6次加息，10次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财政部也有诸般措施出台。到了今年2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再度报出相关的最新统计：“受春节和雪灾等因素影响，今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7.1%，创1997年以来月度新高。”面对39.42万亿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各方人马拉开一副如临大敌之阵，要与业已来临的通货膨胀大敌全力拼杀，周旋到底。学者的声音，百姓的声音，网民的声音，政府官员的声音，一边倒地高唱着“紧缩”与“反通胀”的强音。这与二十年前“抢购风潮”时的情景如出一辙。

　　但是，这次涨价与二十年前最大的不同，是人们对通货膨胀的认识更加理性，各派理论专家的观点分为三种。

　　第一派是全面通胀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严重过热，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过高，货币流动性过剩严重。长期以来的“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积累了相当巨大的通胀势能，稍有丝毫不慎，全面性、持续性的通货膨胀便会恶性释放。该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与七十年代的德国好有一比，都处于持续的国际贸易顺差，都面临着货币汇率的升值压力。从1960-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4.17∶1升值到1.49∶1，期间累计升值了1.79倍。由于德国对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导致的希特勒法西斯政权上台的灾难性历史深恶痛绝，整个国家形成了以物价稳定为核心的全民共识。在这种“稳定文化”推动下，德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机构使“反通胀”得以政策落地，不仅避免了通胀，而且也并未拖累到德国的国际竞争力，最终使德国马克在名义汇率急剧提升的同时，实际汇率反而略有下降。这一观点的本质，是将“吴市场”的理论全面发扬，是新形势下“紧缩紧缩再紧缩”与“水落石出“观点的充分发展。

　　第二派是结构通胀论。认为中国经济的真正难点在于全球化的资源瓶颈，必然推动价格从上游到下游的轮番上涨，这是一种“非典型的通胀”，只有靠加大能源资源产业的结构性投资来解决问题。这一派观点的坐标是美国七十年代的“经济滞胀”。当时的石油危机造成物价全面上涨，整个美国竞争力的下降又导致了经济停滞，两者并存产生了“滞胀现象”。但是，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美国不同，我们不存在全面停滞问题，不是处于美国的市场饱和状态，而是需要加大和优化投资来加速全球竞争能力的提升。因此，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根本不应该是全面紧缩，而是用更积极的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完成能源，资源以及重化产业的全面升级。将此观点从宏观领域延展到微观体系，必然主张打破国企的垄断，全面开放民间投资，将流动性过剩的各路资本引入短缺的产业和企业，把大国企股权在高价位实现民营化，同时，鼓励民营企业的规模化整合与高效化投资，这就是“厉股份”的所有制改革理论的现代解读。从吴老与厉老后来三次论争中，这种解读顺理成章。

　　第三种观点是虚假通胀论。认为中国的通胀源于外贸顺差过大和人民币汇率的增值过缓，是典型的国际输入型通胀。在目前通行多年的强制结汇体制下，央行必须发行大量换汇货币，使人民币超额巨量发行。与此同时，人民币利率一升再升，与美元利率一降再降形成畸形反差，导致国际热钱的不断涌入，从而大大加剧了已经极其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因此，“大胆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以“汇率改革为纲”，就能“一通百通”。这种观点以台湾八十年代的教训为例，认为台湾当年也出现较大的顺差甚至双顺差，也在新台币不得不增值的压力下采取缓慢小步升值的策略，结果引发大量海外热钱涌入投机。那么，“在国际收支顺差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拒绝升值将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大规模的对冲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到1987年，台币终于不得不快速升值，一年半左右便从40：1，升为26：1，但这种被迫性快速升值恰恰又导致新生的萧条压力，直到1994年，台湾通过股市将大量积累财富投入IT产业，使之快速发展，整体经济才转危为安。这一点对我国非常有借鉴价值。虚假式通胀论由此认为中国面临的并不是长期的通胀压力，而是一场可能的经济萧条。高达60%的外贸依存度，主要出口产业多是低附加值的轻纺产业，几乎没有什么全球性品牌的高附加收益，等等。只要汇率一步升值到位(如40%左右)，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衰退、失业和通缩。这种观点的本质，是认为当前的通胀另有其因，从紧的宏观政策将适得其反，会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解决之道上，虚假通胀论主张加速汇率调整，将刺激经济发展和提升企业竞争力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任务。

　　西方经济学的通货膨胀理论以凯恩斯理论和货币主义理论为两种经典代表，都是发达国家在出现经济周期波动危机后提出的经济理论。前者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规模衰退以后，凯恩斯通过研究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了通胀和收缩之间的循环关系，进而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去引导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周期的变化。这就是说,凯恩斯更多地关注通胀与通缩的内容及背景,致力于经济冷热周期的直接调节。后者是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美国，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接踵而来，美国经济陷入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并存的“滞胀”状态，经济理论重点关注既能抑制通货膨胀，又能解决经济衰退的解决之道，于是，货币主义理论就应运而生。货币主义更多地关注通胀与通缩的形式及表象，致力于货币供求的技术调节。在货币主义看来，市场总量与结构的供求关系永远是变动的，是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的，而通货膨胀仅仅是其中一种商品—货币的供求关系产生的特殊现象。因此，只要政府减少高达GDP40%的政府支出，紧缩货币发行量，就能一通百通地制止通胀。同时，政府不要直接干预经济，减税与减息等货币手段同样是刺激经济发展和加大企业投资动力的最重要调控手段。

　　虽然吴老与厉老在近年来的公开争论中，没有直接聚焦通货膨胀的问题，但从当年的争论内容看，历老较多地关注供求关系对通胀的影响，重视通胀问题的内容研究；吴老则致力于完成价格改革，重视解决通胀问题的技术方法。目前正在进行的通货膨胀之争，处处可以看到当年“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争”的理论痕迹与政策影响，并在两个方面体现两种不同的通货膨胀观。在内容方面，经济到底是整体性过热需要紧缩，还是结构性短缺并存在全面衰退危险，人们的判断南辕北辙。在形式方面，货币政策的外部升值与内部紧缩孰轻孰重，那种危害更大，那种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人们的认识天壤之别。因此，研究两种通胀理论思想，总结“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变，分析目前经济冲突的焦点问题，都是要明辨两种改革思想与两种经济发展观的本质，以利于在求同存异中找到我国经济的未来改革之路。

　　四，中国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宏观市场环境、中观产业政策和微观产权制度？

　　最近，我国企业家阶层面对紧缩形势，对宏观经济问题的关注程度在迅速上升，其中一些前两年还限于钢铁业、房地产业大老板们之间的时尚话题，突然蔓延到各行各业。今年春节前后，我作为企业咨询与投行业务的一线从业者，连续受邀参加了多次宏观经济研讨活动，再次激发起我淡化了十几年的理论热情。会议研讨之中，主流舆论长期排斥和忽略的企业家“在野之声”，开始顽强地表达和吐露，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推动我认真思考了许多当前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听到太多的理论家认为“企业界不懂宏观经济”、“不要把企业利益导向带进经济理论科学研究中来”的说法时，让我在想一个问题：宏观调控难道真能抛开产业和企业的现实基本面问题独行其事？

　　就在我上下求索、反复思考之时，看到了吴老与厉老30年改革的谈话，使本人更系统地梳理了长期困惑的难题，并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不吐不快。

　　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需要更为宽松的宏观市场环境？

　　中国经济犹如一辆在赛道上高速行驶的赛车，前后左右都是对手和威胁，赛手只有一个选择，在灵活操控车道变换和避免碰撞的基础上，随时提高速度动力，不断加速比拼。在这种赛场上，除非落到最后可以安全刹车，任何畏惧速度的刹车都将有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一旦跑到第一，赛手就可以不顾左右地一往直前了。这就是说，远离欧洲的美国和领跑世界的美国，都是不顾周边而且已跑到极限的赛车，因为出现了机械故障和燃料缺失(三十年代的萧条与八十年代的“滞胀”)不得不做的周期调整(包括倒车进入停车点)，没有更大的危险。可是，简单地运用这种理论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两个重大的经济基本面不能忽视。一是国内的需求总量远没有增长到位，需求结构远没有调整到位，从长远的经济走势判断上，一切波动都是暂时的甚至是一种 假象。在此背景下刹车停滞，将会产生巨大的“内忧”。二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与崛起刚刚开始，竞争力的提升任重道远，我们长期的战略性问题不会是过热，而是错失提升与发展机遇。在此条件下刹车停滞，将会产生严重的“外患”。

　　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定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考虑的最大的问题，是避免竞争力提升受阻，防止错失发展机会。宏观调控要有利于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改变全球竞争格局，有利于吸引资源向本国聚合，有利于拉动国内市场的内需增长，有利于培植本土的跨国公司，有利于促进本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不是如此思考问题，你就要在全球竞争中落败，一切免谈。应该说适度的通货膨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必要的。我们要避免的仅仅是恶性通货膨胀。

　　历史上不管是德国战争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还是拉美国家的恶性通货膨胀、还是当年国民党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俄罗斯的恶性通货膨胀，都不是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有其特定的形成背景。如，政府财政危机和乱发票子；体制改革中的休克疗法；战争之后的经济紊乱；民粹主义的福利政策；等等。这些问题，在我国并没有土壤。反之，如是我们没有抓住机会，没有把国家的竞争力真正搞上去，一旦产生出经济停滞和下滑，出现大量的失业，对我国民生的打击才更致命。那时，为解决社会矛盾而大规模赤字预算，恶性通胀反而难以避免。因此，促进国家与企业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并由此形成经济的高速发展，才是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根本落脚点。

　　1988年，“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争”初期，吴老的紧缩经济主张，带有解决价格闯关临时问题的色彩。但是，厉老反对紧缩的理由，已开始关注短缺时代的资源流动与资源配置，即竞争效率问题。到了1993年，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仅仅限于对国内市场的供求判断，很少有人从全球产业转移和竞争力争夺的视野评价经济冷热。进入世纪之交以来，两人对经济形势判断趋于一致，都在关注增加内需，都在关注国家福利保障能力的提高。

　　我认为，目前人民币对内不断贬值与对外不停升值的并存是十分反常的特殊现象，汇率缓慢升值与国家强制结汇难以长期维持，一旦汇率被迫加速升值，就要特别警惕竞争力衰退趋势，全力创造竞争力提升机遇。从这个角度来讲，“全力盯牢通货膨胀主要目标”的德国经验就不一定适用我国。我国企业希望能有一个更为宽松的市场环境，希望在适度通货膨胀下抵消成本涨价因素。通货膨胀对老百姓(特别是退休职工和无业人员)生活的直接影响，只有靠国家财政收入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不断提高，加大政府社会福利保障的投入来解决。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需要更为有力的中观产业政策？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所处的历史时期不是九十年代的日本，而是七十年代的日本。面对全球经济的发展格局，我国必须抓住今后可能的五轮机会。日本经济的起飞源于六十年代，从内需市场的发展，到轻纺工业的国际竞争，再到重化工业称霸世界，而后在高新技术领域超越欧美，最后进军全球收购兼并，前后历时三十年。在此期间，日本没有完全遵循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而且根据全球竞争的需要，实施了一套独有的产业引导、产业倾斜与产业扶植的政策，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五次经济的升级。日本的经验，被后来的产业经济学奉为经典，对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与七十年代的日本相同，不仅面对全球产业大规模转移的重大机会，而且已经奠定了和平崛起的重要基础。中国企业目前最希望能有的政府，绝不是照搬西方理论、惊恐高速发展、紧缩打压经济的政府，而是认清全球大势，把握产业政策，扶植优势企业，促进经济腾飞的政府。与此对应，九十年代的日本，是经济高度发展已达极限，不仅受到新兴国家的挑战，而且出现大量资产泡沫，需要重新反省调整的时期。这时的日本需要挤掉泡沫，进行调整，抑制经济过热和虚假繁荣。从这一意义上看，1988年与1993年，我们两次宏观调控都是错判了当时的经济形势。

　　反观当年的“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争”，关注要素流动和产业升级，是厉老推进股份制的目的。进入世纪之交以来，吴老与厉老开始争论政府倾斜政策的作用点，掀起了重化工业与服务产业的优劣之争。最近，两位大师的对话，在政府职能方面日趋接近，特别是吴老的思想，更多地关注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相对制度稳定、结构稳定、经济运行机制定型的社会经济体，而是变动中的、面临着体制变革与产业变革大量任务尚未完成的国家，其所有的宏观调控都必须将这一系列国情内容和重大任务考虑在内，而不仅仅象西方国家那样，只考虑熨平经济波动这一项任务。

　　例如，中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从过去大量非市场化、非货币化的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化和货币化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涉及广泛的“金融货币深化”过程，广义货币总量相比于发达国家增长极快，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人们常常在讲的流动性过剩冲击股市与楼市，其实是金融创新不够和投资形式单一造成的，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去认识。目前，中国面临着世界产业转移和自身产业升级的重大关口，全球重化工业(包括钢铁、石化、稀有金属冶炼、矿产资源深加工等等)向中国的全面转移。而竞争力提升和产业升级无疑需要大量的资本，也需要大规模的金融性融资创新机制以使其得到起码的乃至足够的投资，而且这一部分货币创造要有相应的产业投资需求对应也必须得到必要的对应，否则便无法实施。反过来说，如果上述产业升级与竞争力提升是必须完成的任务，那么目前超量的货币便如同80年代的货币深化过程一样，将会有大量货币被吸收，这些“超量”的货币因此是有出路，能被产业提升过程所吸收的。　　　　　　

　　在我看来，我国政府十五年来几乎尝试过所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有过正反两方面大量的实战积累。目前，政府所缺欠和及待提高的，恰恰是在中观层面积极引导产业升级和实施产业扶植政策的眼界与能力，特别是强化全球化视野下的产业提升意识，克服经济过热恐惧症。从这一意义上讲，企业希望这一届政府比上两届更有理性，更有力量，更会把握中国经济面对的全球机会。迫切希望政府在运用产业引导政策、产业倾斜政策与产业扶植政策方面有所提高、有所作为。

　　第三个问题，中国经济需要更为自由的微观产权制度？

　　我国目前的市场主体，已经与20年前大不一样，由国有企业、民营资本与跨国公司三分天下。跨国公司又可分为虎视眈眈的产业资本与热度极高的金融资本。民营资本十分复杂，既有国企改制而来的品牌公司，又有乡镇兴起的制造企业，还有机制取胜的流通群落，也有国际接轨的新经济产业。国有企业数量很少但势力很大，分为垄断性的特殊企业，红帽子的能力企业和负担型的问题企业。

　　面对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宏观调控，民营资本惊慌失措，跨国公司冷眼旁观，只有垄断国企高歌猛进。但是，在我看来，偏失的紧缩政策与空白的产业政策，很可能出现跨国公司坐收渔利、成为最大的赢家的结局。一旦经济象90年与96年一样进入萧条，民企将在艰难困苦中剧烈分化，而垄断国企则因体制与机制的固有刚性和传统弊端很难绝路逢生。这时，拥有巨大实力的跨国公司，却可以利用国内国外两条资金渠道，坐收中国紧缩政策与经济衰退的渔翁之利。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目前，盲目放大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的倾向十分严重，迟早还会吃到市场规律的苦果。1989年1月，我们在温州召开民营经济研讨会，参会的上海名牌企业厂长对作坊式的家庭制造工场，对十万农民销售大军的灰色营销不屑一顾。但短短七八年后，上海的名牌产品制造企业大多灰飞烟灭，温州的作坊们则纷纷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成为全球第一。目前，垄断性的特殊国企犹如当年的上海名牌，一旦失去垄断地位，一旦市场严重过剩，一旦银行输血停止，一旦人才竞争加剧，一旦转型出现风险，其原有优势会迅速变性，企业的由盛至衰将速度惊人。至于红帽子和半红帽子的名牌国企，更是命运悬在企业家个人能力上的怪胎，整个企业文化心态难以平衡，企业组织的行为难以规范，只要人事更迭，多数企业必定全面紊乱。因此，认为国有企业可以“靠国家进军全球，靠收购整合中国，靠治理结构调整提高自身”的“宏图大志”，迟早会碰到体制的瓶颈。

　　因此，国家的产业倾斜政策，中国的全球化竞争力提升政策，应建立在产权制度自由开放的基础上。唯其如此，才会有效率机制上根本性的提升改变。因此，政府扶植产业发展的前提，一定要消灭所有制歧视。

　　从我们目前的国际竞争态势上看，有四个问题值得重视。第一，轻纺制造业的地区转移与品牌提升已完全依赖民企，政府的扶植政策不应该仅仅限于间接手段，还可以模仿台湾经验，将国家信用与国有资金(包括保险基金等)，通过民营的资本平台直接扶助民企升级。目前，这一领域被国外产业基金的蜂拥至淹没，我们的政府毫无作为。中投公司的2000亿美元仅热衷于投资国外的基金和投行，严重忽略中国的民企的投资价值与扶植责任。

　　第二，能源资源与重化工业等关键产业还有严重的国家垄断。面对全球的价格暴涨和产业转移机会，我们仍然坚持垄断，并抑制民间的资本进入，甚至采取大量限制发展的措施。在此方面，大国企的改制和民营企业的松绑，已成为迫不及待的重要问题。以石油产业为例，我1990年在三亚拜访石油之父康世恩时，他曾大胆地提出过开放新疆给外商，放开小区块给民营，国有石油企业靠承包工程获取资金，消化多余职工，多种力量共同开发石油产业的设想。现在看来，如果当年能依此思路发展石油产业，中国的石油产量完全可能翻番。同理，如果我们今天把大国企全面改制与鼓励民营全面进入当做国策，能源资源以及重化工业的全球竞争定有全新的局面。

　　第三，我国的金融创新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特别是2006年以来，国外银行全面渗透市场，国外基金全面示范国人，中国金融企业不仅面临一次严峻挑战，而且国内流动性过剩的资本也面临一次重新再组织的机会。为此，继续放开资本市场，鼓励金融人才进行金融创新与金融创业，发展民营化的金融企业和各种类型的私募基金，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并将影响到国内产业整合与提升的进程。

　　第四，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应该加速。在此过程中，过多地依赖大国企进军全球，不仅政治形象不佳，而且难以提高决策效率，无法适应多变市场。为此，扶植民企走出国门应成为国家开放政策的重点，在推进大国企彻底改制的同时，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民企进军国际市场。

　　第五，自主创新已成为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标志。在信息时代，人力资源转化为资本的重要领域聚焦于科技创新人才。为此，政府科研机构的加速改制，全面鼓励个人创业的政策措施，都是我国科研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一旦整个国家的科研体制完成市场化布局，高效率的国家实验室、高能量的高校研究机构、高投入的大公司研发能力与高动力的个人创业群体将合理并存，并推动自主创新步入国际竞争的良性轨道。

　　二十年前的“厉股份”还只能偷偷摸摸的谈所有制改革，强调公有制主体之间也能靠股份制进行要素流动。到了十年前，“国退民进”刚刚开始又碰到反MBO浪潮。今天，所有制改革并没有结束，厉老还在呼吁反垄断，吴老则还在继续强调政府归位，二老之争正显现出殊途同归的深刻逻辑。

　　综上所述，所有制改革的确是市场环境建设的前提，只有将各类微观经济的市场主体改革到位，才能为中观产业政策的实施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奠定市场竞争的基础。这可能恰恰是我们回顾和总结“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争的现实意义所在。

　　和君创业咨询公司 李肃　　

　　2007年2月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