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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是依靠剪刀差和命令经济，通过“扭曲结构”创造自我循环的重工业化。改革开放后政府继续压低了要素供给的价格，土地、劳动力、资金和公共服务价格都是无偿或低价提供给工业部门使用，1994年再通过汇率政策强化了工业竞争力，推进了中国外向型的工业化发展，外资引入和对外依存度每年都在创新高，2004年贸易依存度高达70%，作为大国是非常不合理的。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的扭曲了要素价格，也决定着资源耗费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追求规模性的增长。中央要素扭曲的政策同样刺激了各地方大干快上，只要大干
快上就越能套取中央的要素价格的补贴，无偿资金、公共工程提供都是价格被压低供给的，地方多占资金、公共工程等资源实质是套了国家的利，如一个大型引水工程投资计算下来水的价格是百元/吨，但补贴使用的支付金额可能是十元以下，乱用水的工业和服务项目的开工短期内就是套取补贴，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虽然这种发展模式一度在突破瓶颈过程中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无法为继，国家干预出来了资源耗费，也“担保”出来了金融财政的风险。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金后，城市化和国际化步伐加快，传统补贴工业化的模式需要改变，城市化和国际化都要重估要素价格。扭曲要素价格导致的资源过度耗费成为了自2004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冲击的对象，增长模式也将被外部的压力所逼迫进行转变。
要素价格重估过程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城市化和外部冲击直接迫使“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的道路”转变，核心就是逐步消除“结构扭曲”，将原来人为压低的要素价格逐步按市场的方式校正，对要素进行重估。在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最无价的自然资源如土地、水和空气在城市化过程中都成为了稀缺资源，需要重新估价了，工业所需的要素成本在重估中将逐步上升。
需要重估的要素价格体现在:一是土地。城市化将土地推向了稀缺资源评价的第一项，2004年紧缩“地根”就是从供给的角度进行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滥用耕地等土地资源进行开发区补贴工业化的做法，但没有解决土地资产的价格估价和形成机制问题；二是劳动力供给价格也开始改变，不能再按“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生存成本定价了，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劳动力成本包含了更多的失业、安全等社会保障性成本，劳动力价格上升；三是资金价格也将随着利率市场化定价；四是自然资源保护和环保成本，以及公共物品价格都已经被重估而上升；五是税收、地方财政和汇率等方面的特殊“补贴”也将在国际化中被矫正。总之，城市化和开放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的主导，价值转移的顺序必然发生重大的变化，从传统赶超时期的全国补贴工业化到从工业化的价值向城市化部门转化，特别是城市服务业。
中国2003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金，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52%，甚至高于上世纪美国、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达到的历史最高水平(70年代日本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3%，是历史最高水平)，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33%)，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50%)(高收入国家的平均为65%)，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6%)。中国2004年更是重工化的一年，这种全面补贴工业化的模式导致了“过度工业化”，未来随着管制的放松、消费升级，特别是外部的冲击压力，服务业将提高收益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就业人口和增长的引擎将进行转换。
制造收益下降。在“全面补贴工业化”的特征下，中国形成了“过度”工业化的倾向，投入-投入模式是必然的选择，投资比例过高。随着城市化和开放进程的加快，要素价格的重估和外部大宗产品涨价的冲击将直接导致制造业的要素回报率下降，必须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才能阻止制造业的停滞，因为这对中国劳动力转移是非常不利的。
日本资本回报率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回报率达到顶峰近30%，随着广场协定后其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10%，还在下降。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可解释的原因很多，但汇率因素是最重要的，这其中包含了要素重估的很多因素。
资本回报率决定着资本流动方向，制造业回报率下降会导致大量盈余资金转向资产部门，国内和国际资金都会沿着资本回报率进行投资。制造业核心是通过并购重组加大资源优化，加强自主创新和加大规模，提高竞争力和资本回报率。但对股市不发达的中国，无法通过资本市场收购与兼并来配置资金，强迫企业增长方式转型，就会导致制造业部门的停滞。
亚洲金融危机前有关亚洲全要素生产率之争是非常有意义的讨论，核心是东亚企业在失去政府干预(要素补贴)后有没有持续竞争力，没有持续竞争力则将表现在贸易逆差和投资回报率低上，这都会引起资金的大规模流出，贸易逆差和投资回报率低是引起资金“齐步走”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当前高储蓄-投资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要素重估下的资金回报率等的争论都是指出了中国现阶段所处的阶段和可能出现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但过快的生产要素重估，特别是国际化强制要素重估过快对于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是非常大的挑战。
服务业的发展。克服“资源错配”发展服务业，价格管制的放松，服务业的发展是必然的。外部冲击，特别是汇率冲击其负面性很大，但它对矫正资源错配也是有效的，中国制造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多年累积的竞争力问题不大，而服务业有了成长的机会。1983年广场协定后日本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也说明了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中国到了一个结构转换的时期，从过度的工业化向服务业转换，单一的增长引擎向双引擎过渡，带动中国的内需增长，而不是依赖外部资源和贸易环境。
随着汇率的变革，中国发展面临着转型，制造业出现竞争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但以内需为主的服务业等消费升级类的发展会加快，产业和就业结构都面临转换，中国经济的景气循环在转换，即重化工阶段的景气结束，服务业的景气来临，而决不是中国增长的景气结束。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才能应对“外部冲击”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加快，“外部冲击”特别是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带来的冲击是影响中国近期经济增长稳定的最主要因素，也是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避免的一个危机性打击因素，归根结底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无法吸纳外部流动资金的冲击。从全球资金流动的存量看，2001年证券组合类资金12.55万亿美金，发达国家占了11.92亿；相应的直接投资6.15万亿，发达国家为4万亿。为什么发达国家不怕资金流动的冲击、而且欢迎证券组合投资资金进入，结论只有一个，就是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没有高效的资本市场是无法配置投资组合资金的，资本市场决定了现代经济的效率水平和吸纳外部冲击的能力。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积累效率阶段，其产能过剩，制造业比重过高，作为大国贸易依存度高达70%，应该进入一个以配置效率为主导的增长阶段了，发展资本市场，优化要素配置，分散国家金融风险是未来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的关键。
优化资源配置。OECD指出中国现阶段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素不能优化配置，无法提高要素生产率，只有“通过消除工商部门重组所遇到的现存障碍，更好地融合在不同规则下分别发展起来的各国经济部门，从而为更有效地利用国有资源打下基础”(《世界经济中的中国》OECD2002)，实质上就是认为中国最需要通过无所有制障碍的并购重组，利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促进发展。
在外部冲击下，大量的竞争性企业在成本压力下利润缩减是明显的，如果不能通过价格、技术和规模(投资和并购)转移，利润下降将是必然，微观主体必须求新的增长路径。通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和并购等逼迫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是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的选择了。资本市场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增长模式转型的核心，通过资本市场强化要素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
资本市场是分担风险的核心，“通过资本市场可分担国际风险，减少生产率、国际贸易条件等方面的冲击”(麦金农2005)。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成熟就能轻易地吸纳资本的流动，当前资本市场的非流通股改革和创新是关键，特别是如何利用好香港资本市场已经是关乎开放和缓冲外部冲击的成功的关键了。
消除扭曲，降低全球化风险。中国面临经济开放新阶段，积极克服政府干预导致的“结构的扭曲”，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优化资源配置，其次是通过宏观政策组合稳定经济，降低经济发展的风险，这包括消除贸易与外资政策双向激励的政策扭曲。在资源动员上，要从以政府主导的资源动员方式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动员方式转变，矫正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中导致要素价格扭曲的各项政策，降低中央政府的潜在“宏观负债”的风险敞口，积极推进市场化的方式分担风险，如四大国有银行上市等，从而降低经济的易受攻击的特性。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积累处理全球金融危机的办法，利用国际资金流动的机会，而降低其冲击风险，避免金融危机对“扭曲”的强行矫正。
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有其强劲的内在发展动力，但也将越来越受到外部冲击，平衡内外，稳定经济增长成为现阶段最为重要的宏观政策目标，同时也要加大优化要素配置的微观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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