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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但过快的生产要素重估，特别是国际化强制要素重估过快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将是非常大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张平
●由于石油、铁矿石、铜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生产资料价格依然高居不下，制
造业利润被缩减，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可能出现下降，但这绝非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减弱了，而是国内的经济结构需要转变了，从滥用资源型的“过度工业化”的景气阶段转向注重要素配置的“工业和服务业”双引擎带动的新景气循环
●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积累效率阶段，其产能过剩，制造业比重过高，作为大国贸易依存度高达70%，应该进入一个以配置效率为主导的增长阶段了，发展资本市场，优化要素配置，分散国家金融风险是未来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的关键
●在外部冲击下，大量的竞争性企业在成本压力下利润缩减是明显的，如果不能通过价格、技术和规模(投资和并购)转移，利润下降将是必然，微观主体必须寻求新的增长路径。通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和并购等逼迫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是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的选择了。资本市场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增长模式转型的核心，通过资本市场强化要素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
●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有其强劲的内在发展动力，但也将越来越受到到外部冲击，平衡内外，稳定经济增长成为现阶段最为重要的宏观政策目标，同时也要加大优化要素配置的微观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05年经济运行看似平淡，但“外部冲击”来的比2004年更为猛烈，宏观调控保持高度的紧张，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产品涨价、汇率制度改革、国际贸易冲突等因素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的不确定性，很多制造业厂商开始亏损，已经显现出了增长的疲态，一些学者和投资策略分析家认为经济增长出现“逆转”，经济马上要下滑。一个国际投资银行报告认为“汇率升10%，经济增长将下降5%，通胀上升到8%”，尽管有些危言耸听，但滞胀的威胁确实已经在外部冲击下显形了。一国在开放过程中受到外部冲击后会出现经济的波动，但也因此可能出现增长的“景气转换”，从原有的以投资为驱动的制造业转向到消费升级下的服务业发展。中国如何在外部冲击下进行增长转换是关键，这关键就在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机理和转换的条件，但“外部冲击”及其影响将成为今明年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稳定最为关注的主线。
“外部冲击”是指开放的宏观经济中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国内经济产生的波动性影响。全球比较突出的例子是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了“石油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在经济增长形态上突出表现为“滞胀”；“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冲击，产生严重通缩下的衰退都是典型的外部冲击的例子。2004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增长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外汇储备新增了2000多亿美金，扣除贸易顺差外仍高达1700亿，流入越来越强。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导致的直接宏观后果就是:货币发行量不是依据国内经济情形供给，而是被外汇占款压迫性加快发行；投资不依赖于贷款规模快速增长，2004年贷款额度完成了计划的93%，贷款增长并不快，但投资增长高达25.8%，除了地方投资冲动之外，主要是外资的推动，2004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14.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增长52.2%，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投资增长30.1%，私营企业投资增长47.9%，近年来外资成为了主动力；国际资本进入资产部门的资金也越来越多，中心区域的地产热的背后有着大量国际资本的影子，外资对波动的放大效益是明显的。2005年政府承诺的汇率和资本流动管制的“市场化改革”，意味着开放的步伐继续加快。除了金融压力外，大宗产品的压力更为巨大，铁矿石价格年初上涨71.5%现还在涨，石油期货价格一直在55美金高位徘徊，而且还有很强的上升压力，高盛的报告已经预计高点为105美金(去年预测为60美金，基本达到)，双重的外部冲击压力直抵国门，政府不断在调整政策适应外部的环境，其基本的做法是“审慎”，政府工作报告称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双稳定”，仅此仍不够，要在此基础上加大体制改革，降低经济扭曲，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才能从根本上降低或吸纳外部冲击。
从现有的宏观经济运行看，外部冲击的宏观特征将在第四季度逐步显现。由于石油、铁矿石、铜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生产资料价格依然高居不下，制造业利润被缩减，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可能出现下降，但这绝非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减弱了，而是国内的经济结构需要转变了，从滥用资源型的“过度工业化”的景气阶段转向注重要素配置的“工业和服务业”双引擎带动的新景气循环，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外部冲击”和增长的景气转换中国2004年以来受到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是国际投机者针对中国资源耗费型模式的挑战。未来国际资本的流动也将沿着同样的思路在中国“套利”和强制矫正“扭曲”，这将考验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
我们从较大的历史跨度理解中国崛起的模式和强制转型的压力，才能自觉地消除“经济扭曲”和转变增长模式，在外部冲击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要素结构的扭曲”——全社会补贴工业化。中国高耗费的增长模式是有其特殊的发展背景的，是政府主导下的赶超策略的发展模式，即全社会补贴工业化。政府的行为特征就是要突破“恶性贫困循环”陷阱，所谓“恶性贫困循环”陷阱是指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穷国的穷意味低储蓄，所以没有投资，穷国穷意味着低收入，没有购买力(纳克斯1957)。突破贫困陷阱必须提高储蓄和创造需求，政府的作用是重大的:政府通过“担保”降低了储蓄-投资的风险，大幅度提高了储蓄，并在政府主导下配置了资源；政府通过干预性政策，超贬汇率、降低各种工业生产要素价格提高工业产品竞争力，促进了出口，创造了外部需求，突破贫困陷阱。
发展中国家提高工业品竞争力必须靠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这里包含着工业化本身创造的价值和大量其它部门转移的价值，如税收减让，工业用地无偿使用，劳动力没有社会保障，国家利用银行系统压低资金价格提供廉价资金，大幅度补贴基础设施、币值贬值等。因此工业化的竞争力是全国全部要素通过管制压低价格转移出来的，决不仅仅是劳动力价格低。由于所有要素价格都被压低提供，因此生产方式一定是粗放式的，主要是靠规模，而且越有规模就越可以多多占用低要素价格带来的潜在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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