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与宏观调控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2月18日 17:14 中国网

刘树成

（节选）

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到目前，已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这次宏观调控，是在学术界空前激烈的争论过程中进行的。为了更好地把握这次宏观调控的来龙去脉，本文先从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出发进行研讨。

一 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

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有两个标志性的特点：一个是从经济总量和人均量看；另一个是从经济增长率看。

1.从经济总量和人均量看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600亿元，经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七年的努力

，到1985年达到1万亿元的水平；又经过五年努力，到1990年达到2万亿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不断提高，达到3万亿元、4万亿元、5万亿元、……直到10万亿元的水平；2003年，又达到了11万亿元的规模。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2003年我国经济总量（GDP）居世界第七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加拿大、西班牙和墨西哥。

从我国人均GDP看，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1987年，始终停留在300美元以下。1984年，我国人均GDP是297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在这一年，邓小平同志两次讲话提出：“现在中国还很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300美元。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800美元。800美元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中国来说，这是雄心壮志”。“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1979年12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800美元”。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努力，到200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856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实现了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之初的伟大战略构想。到2003年，我国人均GDP又突破了1000美元，达到1100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跨上了一个重要台阶。

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主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这可能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随之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有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使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个经济、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消耗的资源也随之增加，资源约束的矛盾将更加突出；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就可能加剧。因此，在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台阶之后，可能会出现两种发展前景：一种是，抓住机遇，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并逐步走向现代化；另一种是，如果处理不好上述矛盾，经济就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如很多拉美国家就是这样。

综合上述，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它显示出两个含义：一是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趋势，即我国经济仍可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二是要特别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防止出现经济越发展反而社会矛盾越加突出的局面。由此，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2.从经济增长率看

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特点，就是GDP增长率达到9.3％。从而结束了自1992年经济过热以来，1993～1999年经济增长率连续下滑的局面，结束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998～2002年连续几年徘徊在7%～8%（“七上八下”）的局面，确定了中国经济已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我国经济的增长是在波动中进行的。下面，简要回顾一下我国经济的波动历程及其相应的经验教训。

二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波动与宏观调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5个周期。从1977年到现在，又经历了5个周期。在前5个周期中，曾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GDP增长率的高峰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1.3％，1964年为18.3％，1970年为19.4％）。1977年后，曾有四次大起，GDP增长率的高峰明显下降，但仍然较高，均超过了10％。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必须十分注意控制峰位，防止“大起”，熨平波动。现着重分析这后面5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1977～1981年）。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个波谷，经济增长率为-1.6%。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经济增长率上升为7.6%。1978年达到高峰，经济增长率超出11%，达到11.7%，出现经济过热。这次经济过热，起初表现为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随后财政用于消费的支出大幅增加，形成大量财政赤字，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紧缩型宏观调控。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不可一拥而上。转年，1979年3月，李先念、陈云同志就财经工作写信给党中央，明确提出，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1979年4月，召开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用三年时间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1961年时提出的八字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然而，在1979年、1980年两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贯彻执行不力。基建总规模没有退下来，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后盲目上项目，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为此，1980年12月，党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直到现在，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54页）。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经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调整之后，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经过调整，经济增长率从1978年的高峰11.7%，降为1979年的7.6%、1980年的7.8%、1981年的5.2%。在这个周期内，从1978年的高峰到1981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6.5个百分点；上升阶段2年，下降阶段3年，共5年。

第二个周期（1982～1986年）。1982年、1983年，经济回升，经济增长率分别回升到9.1%和10.9%。1984年，经济增长率远远超出11%，达到15.2%的高峰，经济再次出现过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紧缩型宏观调控。

1984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转年，198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但这一年过热局面没有控制住，许多地方和单位仍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1985年，经济增长率为13.5%。为此，1986年3月通过的“七五”计划，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前两年进行调整，着重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然而，在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落之后，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出现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加之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在各种压力下，1986年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没有到位，潜伏着进一步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性。1986年，经济增长率为8.8%。在这个周期内，从1984年的高峰到1986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6.4个百分点；上升阶段3年，下降阶段2年，共5年。

第三个周期（1987～1990年）。1987年，经济增长率又超出11%，达到11.6%的高峰，经济再次过热。1988年，经济增长率仅略有下落，为11.3%。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紧缩型宏观调控。

当时，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得到一定控制，但预算外投资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但1989年不少地方和部门对治理整顿的必要性缺乏认识，使宏观调控的很多措施没有得到有效贯彻。

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1989年、1990年，经济增长率分别降至4.1%和3.8%。在这个周期内，从1987年的高峰到1990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7.8个百分点；上升阶段1年，下降阶段3年，共4年。

第四个周期（1991～2001年）。1991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2%，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在这种态势下，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视察，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但由于当时我国改革开放才十来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转型，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急于求成、层层片面追求高速度等弊端还没有被克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冲出10%，达到14.2%的高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给全线紧张，金融秩序混乱，明显出现了经济过热。1993年上半年，过热态势继续延续。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紧缩型宏观调控。

1993年6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16条措施，正式开始了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在调控过程中，学术界围绕宏观调控是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还是以继续加快增长、扩大就业为先，曾一度展开争论。有同志也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两位数以上的通货膨胀不可怕，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才过瘾。同时，一些地方和企业要求放松银根的呼声也不断。但宏观调控排除了种种干扰，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为抵御随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3～1996年，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回落1个百分点。到1996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10%以内，为9.6%。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商品零售价格）也从1994年的21.7%回落到10%以内，降至1996年的6.1%。从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一般来说，“软着陆”的调整成功之后，经济就应该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或者再逐步回升。但是，1997年、1998年、1999年连续三年又继续下滑，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8%、7.8%、7.1%。这样，共连续下滑了7年。7年当中，前4年是“软着陆”的主动调整，后3年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

自1929～1933年世界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上还没有遇到过像亚洲金融危机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投机商首先以泰国为突破口，一夜之间就把泰国十几年来高速增长的成果毁坏了。从亚洲“四小虎”，到“四小龙”，到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进入高速增长的东亚地区“群雁”全都被打下来了。对付这样严重金融危机的办法，就是暂时紧缩信贷、紧缩银根。我国已经进行了四年的“软着陆”经济调整，加上人民币不可完全兑换这道防火墙，我国所受的冲击相对小一些，但毕竟周边国家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再加上香港刚刚回归祖国，要保持住香港的繁荣，顶住金融危机的冲击，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用放松信贷的方法来使已成功实现“软着陆”的经济重新起飞。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居民消费和支出中，原先属于福利化的部分，正在市场化。教育要高收费了，住房也要花钱去买，下岗失业的要为自己准备一些失业金，养老也都逐步市场化了，因此，大家要去储蓄，为子女教育，为下岗后的生活，为买房子，为养老而去储蓄。这就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1998年中央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2000年，经济从7.1%的低谷开始回升至8%。但2001年又受美国经济调整（包括“9.11”的冲击）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同步陷入低增长或衰退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又降到7.3%。从1997年到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个“七上八下”的相对平稳的位势上。这是来之不易的。与同期世界主要国家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态势显示出“一枝独秀”的情景。在这里，“一枝独秀”仅用于说明经济波动态势的比较。

在1991～2001年的这个周期内，从高峰（1992年）到最低谷（1999年），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7.1个百分点；上升阶段2年，下降阶段9年，共11年。

第五个周期（2002年至今）。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3%。2003年，上升到9.3%。2003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2003年第一、二、三、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9%、6.7%、9.6%、9.9%。2004年第一季度，又高达9.8%，这是在2003年第三、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9.6%和9.9%的基础上，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在高位运行。一方面看，我国经济增长的位势由前几年的7％～8%上升到9%，这是来之不易的良好态势，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已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国民经济形势总体上看好。但另一方面，百分之九点几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贴近10%的上限警戒线。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看，特别是从我国目前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资源供给看，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左右，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8％～10％。低于8%，经济生活比较紧张，失业问题不好解决；高于10%，“瓶颈”制约严重，宏观调控难度大。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的上限警戒线大体可以把握在10％。如果经济增长率冲出10%，就有可能从局部过热走向总体过热，并导致大起大落。从2003年第三季度到2004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运行已处于由局部过热到总体过热的边缘上，特别是部分行业过热，投资需求过旺，信贷投放过快。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并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

2004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为9.6%，这与去年第二季度抗击“非典”时经济增长率基数较低（6.7％）有关。2004年第三、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会有所降温。全年看，经济增长率预计为9.4%，但不会冲出10%的上限警戒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4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8.5%；在9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调高为9%。经过宏观调控，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努力延长了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三五次紧缩型宏观调控的比较

综合上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了五次紧缩型宏观调控：①1979～1981年；②1985～1986年；③1989～1990年；④1993年下半年～1996年；⑤2003年下半年～2004年（此前，1998～2002年为扩张型的宏观调控）。与前四次宏观调控相比，第五次宏观调控具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1.调控时所针对的经济运行态势不同

在前四次宏观调控中，首先，当时针对的都是经济波动中已经出现的超过11％的“大起”高峰。1978年经济增长率达11.7％，1984年达15.2％，1987年、1988年分别达11.6％和11.3％，1992年达14.2％。其次，当时针对的都是经济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第一次的经济过热，起初表现为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随后财政用于消费的支出大幅增加，形成大量财政赤字，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第二次至第四次经济过热，都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再次，前四次宏观调控都要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总之，前四次的经济“大起”，每次都是到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进行被动的调整。

第五次宏观调控针对的不是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11％的大起，而是为了防止经济出现“大起”，防止“大起”导致“大落”；针对的不是已经出现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不是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而是部分行业投资的局部过热；针对的不是已经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而是物价上升的压力开始显现。总之，第五次宏观调控对于过热的部分行业来说，是及时的调控；而对于整个经济运行的全局来说，则是见势快、动手早、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主动调整。

2.调控时的经济体制基础不同

前四次宏观调控都发生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型、但尚未“基本转型”的过程中，而第五次宏观调控则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的第一次紧缩型宏观调控。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充分表现出来。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宏观调控部门与其他部门、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及证券公司、过热行业与非过热行业、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沿海与内地以及高中低收入者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各有不同的利益和声音。因此，折射到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形成各种声音的多元化。在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和怎样进行宏观调控上，经济界展开了一场二十多年来最为激烈的争论。有人称“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博弈”。这无疑给宏观调控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宏观调控中，每次调控都需要统一认识，而每次统一认识都很不容易。特别是第五次宏观调控，统一认识的难度更大。看来，在市场经济下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见势快、动手早的调控，出现激烈的争论，今后也难以避免。

3.调控时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不同

关于调控的实施方式。在第一次到第三次宏观调控时，在最初做出调整国民经济决定的头一两年内，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随后，才进行坚决的大规模的调整。在第四次宏观调控时，汲取了前三次的教训，在做出治理整顿的决定后，在实施上表现出雷厉风行的特点。第五次宏观调控因是见势快、动手早的调控，所以采取的方式是渐进式的，由冷静观察、温和预警、到逐步加大力度，注意准确地把握调控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对看准了的问题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

关于调控的紧缩面。在第一次宏观调控中的最后一年（1981年），以及第三次宏观调控中的最后一年（1990年），都是对投资和消费实行力度较大的全面紧缩，使经济增长率较大幅度地迅速回落（198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5.2％，1990年回落到3.8％）。1993年6月开始的第四次宏观调控，亦是对投资和消费实行全面紧缩，但为“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为“适度从紧”，使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的高峰平稳地、逐步地回落到10％以内的适度增长区间。第五次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适时适度，区别对待，不“急刹车”，不“一刀切”。货币政策由前几年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由前几年的“积极”逐步转向“中性”。注重做到“四个既要、又要”：既要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又要切实加强和支持经济发展中薄弱环节；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发展；既要从宏观上把该管的管住管好，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总之，这次宏观调控不是使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的高峰大幅度地回落和“着陆”，总体上看，经济还在适度增长区间内（8％～10％）运行，既不是“硬着陆”，也不是“软着陆”，而是通过适当的控速降温，使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既平稳又较快地可持续发展，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关于调控的手段。一般讲，经济调节有三大类型：完全市场调节型、完全政府调节型、市场调节加政府调节型。就政府调节即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讲，一般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税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第一次至第三次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如行政性财政政策，强制控制财政支出（削减投资支出和控制消费支出）；行政性货币政策，强制控制信贷投放；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停止银行贷款；对落后的小企业进行整顿和关停并转等。第四次宏观调控时，已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做法，开始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如开始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市场性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第五次宏观调控，从一开始就注重了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同时也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初步建立，经济运行中既带有转型之前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如一些地方政府的盲目扩张冲动、一些企业投资实际上只负盈不负亏的软预算约束等），又带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如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企业行为的市场化等），还带有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一些特点（如企业行为的非法制化、非理性化等）。在这种情况下，在宏观调控中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对症施策，确保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是必然的选择。无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市场经济本身的不断成熟，以及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宏观调控将会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4.调控时对外经济联系程度不同

在前四次宏观调控时，国际上均不太关注。而第五次宏观调控，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已日益扩大。2003年与1992年相比，我国进口规模由不到1000亿美元（806亿美元），扩大到4000多亿美元（4128亿美元），增加了3倍；外商在我国的实际直接投资额由100亿美元左右（110亿美元），扩大到500多亿美元（535亿美元），增加了4倍；我国的国家外汇储备由不到200亿美元（194亿美元），扩大到4000亿美元（4033亿美元），增加了19倍。200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海外有关机构、投资者和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这次宏观调控的效果将会如何，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就这次宏观调控的效果将会如何来说，海外的争论可分为两大派：乐观派和悲观派。乐观派认为，这次采取降温措施要比十年前经济过热时早得多，结果会使当前的经济增长持续更长的时间，为延长经济周期提供了重要基础。悲观派则主要是担心，如果宏观调控造成经济的急剧减速，形成“硬着陆”，将会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冲击。《亚洲华尔街日报》指出，“乐观者还是多于悲观者。”

四 2005年及今后若干年的趋势预测

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可从2002年（经济增长率8.3%）算起。到2004年，已三年。2005年及今后若干年，有三种前景：第一种，如果放松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超出10%，形成大起，必然导致随后的大落。第二种，如果宏观调控力度过紧，经济增长将出现滑坡。第三种，宏观调控得当，经济增长率继续在适度区间（8％～10％）微波运行，将会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我们应该通过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宏观调控，努力争取上述第三种前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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