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颖春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获悉，由国资委牵头拟订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经过多次征求意见，目前已进入最后修改阶段。征求意见过程中反馈的信息显示，进一步明确国资分类监管思路将成为其重要内容之一。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历史条件下，对国有资产在科学分类基础上进行分类监管，进一步提高国资委监管的精细化水平，应成为十八大后深化国企改革的主要思路之一。

　　分类监管正当其时

　　中国证券报：现阶段提出国有企业分类监管的背景是什么？

　　季晓南：早在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就有人提出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监管。但当时国企改革的焦点更多是放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因此分类监管没有体现在最终的文件之中。

　　国资委自2003年成立以来已有10年，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对分类监管必要性的认识已逐渐统一。国企的定位是什么？国企改革究竟要做什么？到底如何评价“国进”还是“民进”？到底如何看待国企的效率问题？明辨这些问题的前提有赖于对国企进行进一步分类，因为如果将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企业混在一起谈上述问题，那是谈不清楚的。

　　因此，分类监管既是国资委科学监管的需要，也是回答社会质疑的需要，更是进一步提高国企管理水平的需要，还是建立科学的考核、奖励以及分配制度的前提。

　　中国证券报：分类监管是否要求不同类型国企的制度架构也要相应调整？

　　季晓南：当然。针对不同类型的国企，公司治理结构也会有所区别。例如，对于保障型国企的人员，可以参照公务员进行管理，公司不一定再去搞股份制改革，不一定再搞股东会和董事会，更不应该以上市为目的。对于竞争型国企，其利润考核、用人分配和薪酬体制，都应该按照市场化的标准要求。反之，对于保障型国企，对其利润就不能有太高的要求。有鉴于此，现在泛泛谈国有企业保值增值是不科学的。此外，国资分类监管还需对现行的公司法和国资法进行调整，可以借鉴发达国家“一企一法”的方式来监管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

　　如何分类需进一步研究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公益型与竞争型国企划分方法的讨论？

　　季晓南：之前有专家提出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公益型和竞争型两类，这有一定道理，但划分国企类型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需要进一步研究，既不能简单划分，更不能将二者简单对立。

　　大体说来，中储棉、中储粮这类企业可以归为保障型国企，对其考核首先要看是否完成了国家粮食与棉花的储备任务。建筑类、电子类、钢铁和汽车类国企则可以归为竞争型国企，对其考核要按照市场标准进行。

　　实际上，对国有企业分类监管在世界上是比较通行的做法。芬兰、瑞典等国将国有企业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社会责任为主的国企，即政府需要做的事情由国企承担；另一类以市场竞争为主，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前者主要考核成本，后者主要考核利润。

　　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财政部投资的以公用事业、社会服务为主的国有企业，由财政部下设的MOF INC公司管理，政府对此类企业主要采取政策性控制；另一类是以马来西亚国库控股公司为主投资并负责管理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企业，亦称官联企业。官联企业的业务遍及银行、保险、能源、航运、港口、汽车、建筑等领域。

　　从一般意义上讲，公益型企业应该指自来水、公共交通等以公用事业和社会服务为主的企业，但具体如何划分，还需要进一步界定“公益”的概念。

　　金融国资监管应明确出资人

　　中国证券报：金融类国有资产也是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并不归国资委监管。对于这类国企，应当如何有效监管？

　　季晓南：首先，金融类国有资产必须加强监管，明确出资人。在十六大召开时，有专家提议成立专门的金融国资委监管金融类国有资产。这是因为相对于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有资产，金融类国有企业的运行规则有很大不同。

　　另有专家担心，如果同时以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对二者进行监管，从制度安排上无法有效避免出资人在实体企业缺钱时让金融企业发放贷款的可能，从而增加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一些地区的金融危机教训也表明，如果产融结合过于紧密但缺乏有效监管，就会诱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十六大时主张单独设立金融国资委的呼声并不太高。

　　从目前国企监管效果来看，行业监管不如出资人监管有效，因此金融类国有资产监管的首要任务是明确出资人。对于国有企业监管来说，有出资人和没有出资人是大不一样的，这已被国资委成立以来的实践所证明。当然，具体到是由国资委作为金融类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进行监管，还是成立金融国资委，在理论上还存在不同认识，应当尽快明确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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