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治东自述：我在看守所的21天
·被捕·
2006年3月2日，长久的噩梦终于成真——我为南方证券失去了自由。
上午10点左右我的手机铃响了。我一看是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专案组经办警官的电话。电话开头第一句就是：“老阚，昨天怎么不接我电话？我到上海了，一起吃午饭？”
那位年轻警官约我在上海宾馆吃饭。尽管妻子不停地安慰我，但是这一次她执意要开车送我。在路上我谈了自己的预感，好让她有所准备。我告诉她万一我被抓起来，无论安的是什么罪名都是欲加之罪！我要她相信我，相信我在南方证券没有干过任何违规违法的事。我叮嘱她注意保存好我在南方工作的资料和文件。这些可以证明我清白的资料，一些存放在我的电脑里，还有些原件则存放在深圳的宿舍里。最后我让她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持冷静，要多听我的朋友们的意见。
上海宾馆离我住宅不远，几句话叮嘱完毕就到了。妻子让我上楼，而她在楼下等我。
一进预定的房间，我的预感就得到证实。满屋躺着、坐着的都是人。而那位年轻警官见我进去，勉强笑了笑，然后向我介绍了他的领队：“这是我们的老大！”这位领队是深圳市经侦局的一位队长，部下私下称他“老大”。
那位队长把我领到隔壁房间，然后装模作样地说：“老阚，马上陪我们去上海经侦总队，那儿有个案子希望能协助一下。”
不一会儿，他们说可以出发了。出了宾馆就拦了两辆出租车，每车四人。而我被安排在其中一辆的中间座位上。我在宾馆大厅没有见到妻子的身影，估计是她没料到我会这么快下楼。路上，我悄悄地给朋友发了个短信：“现去上海经侦总队。”来上海宾馆的路上，我曾给这位朋友打过电话，谈过了我的不祥预感。
那位队长向我出示了深圳市检察院和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两份逮捕状，告知我因涉嫌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被捕了。
然后我被拍照：正面、侧面，标准的罪犯照。然后是打手模：食指、拇指、无名指，标准的罪犯存档档案。
说实话，我曾想象可能被限制自由的情形，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不是被“双规”，而是被直接逮捕。我没有想到我会一下子就沦为嫌疑犯。我只觉得脑子嗡嗡响，血压上升到极限。我感到愤怒、感到屈辱。但是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恐惧。
我不感到恐惧，因为我扪心自问之后依然认定自己是清白的。我想这大概又是杀鸡儆猴，借我的“人头”警示他人。而当儆猴用的鸡，我已经有了经验。早在1997年，国务院调查组认为我等对当年证券市场发行过热问题负有领导责任，我也因此受到了行政处分。有人曾给我捎过领导的话：“我知道这件事与阚治东没多大关系，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想清楚这些，我反而冷静下来。我没有大喊大闹，因为我明白有些事情仅仅是程序，而无关正义与个人的清白。我在上海经侦总队待了有一个多小时，在那里我安安静静地完成了一个“罪犯”所需要的存档记录。
·跨入铁门 ·
随后我就被押往上海一看守所。在看守所的前台，我被要求交出包括皮带在内的所有个人物品。
我跨入了铁门。
随着铁门沉重的关闭声，我与自由隔绝。
令我意外并且感到一些安慰的是，在这里，我居然得到了对我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工作成就的肯定。进看守所时我听见上海经侦总队的人对看守说：“关照点，人家过去是申银万国证券的老总。”
我平生第一次失去自由，也是第一次见识这被称为牢房的地方。整个监舍约20平方米，两头是走廊。监舍一边是押送犯人进出的走廊，另一头是看守巡视的走道。铁门加铁栅，贯穿南北风，监舍里充斥着逼人的寒气。
监舍已经有十七八个人，全都面对铁栅栏盘腿坐着。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坐下。看守一走里面就有人问我：“犯什么事进来的？”我回答是为操作股票价格案进来的。这时有人问“你姓阚？你是阚治东？”我回答是。问我的人忙令边上的人让一让，挤到我边上坐下。
正说着话，有看守传我去提审。提审室在进看守所的铁门外面，在走道训斥过我的那个看守在门口守着，他提了副手铐把我双手铐上。这也是我此后21天监禁生活中唯一一次被上铐的经历。
提审我的还是深圳经侦局的那些警察：“老阚，还是那些老问题，你的回答没变化吧？不问了，你抽支烟，我们把过去的材料抄一遍。”他们问我有什么话要转告家属，听我说了一遍后他们递上一页纸：“还是你自己写吧。”见我手被铐着写东西不方便，就让我坐下写。
后来一帮警察纷纷问我股票行情走势和如何操作的问题。恍惚间我似乎回到了当年四处讲课的日子，我忘记了自己的嫌犯身份，解答警察们的提问。这次“讲课”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讲课”似乎效果不错，大家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最后，队长主动提出送我回监舍。他说：“只要我送你，他们就会明白的。”
·押往深圳 ·
早饭后不久，我得到通知，让我收拾东西准备被押往深圳。
深圳看守所的前台比上海看守所的明亮很多，看起来像一个招待所。一位看守自豪地介绍说，这个看守所是全国最好的看守所——“除了秦城监狱，这就是最好的了。”
我去402监仓，铁门外有个小牌写着“过渡仓”。我进去的时候，监仓里的人都已躺下。看守对匆忙中爬起来的仓里管事的关照了一句“不要让他睡在地上”，说完咣当锁上铁门，走了。仓里管事的叫阿杰，他年龄不大，但很有威严。他指着板床上一个满头卷发的黑人命令道：“小黑，你下去睡！”那黑人顺从地卷起被褥往地上一铺又躺下了。我在小黑让出的铺位上放下被卷，躺了下来。
进看守所的第二天我就发生了点意外。那天早上，我也学阿杰他们跑步锻炼身体，所谓跑步，其实也就是在天井与室内打转。天井与室内之间有个台阶，跑到那里需往上或往下蹦跳一下。我光着脚蹦上蹦下，突然感觉右腿腿肚那里一阵刺骨的疼痛。我以为是骨折，但自己活动了几下后感觉仅仅是肌肉撕裂。不一会儿腿肚那里就红肿起来，同室人劝我去医务室看一下。我拒绝了，我想反正在这囚禁之地，有腿没腿有何关系。此后的日子里，我基本是踮着脚走路。
同监仓的人对我比较关心，不断询问我的案情。他们说起南方证券比我还熟悉，因为南方证券有20多个干部员工在这里关过。
有些人见我情绪不高，就“安慰”我说“时间一长就习惯了”。大家都劝我多锻炼，劝我不要总想着出去——风刮进深圳看守所里的树叶都得在这里待上一年半载才会被扫出去，出去有那么容易吗？
进深圳看守所第二天是周六，没有任何外面的消息。我估计妻子和我的一些朋友已经到达深圳，我可以想象他们在焦急地打听我的下落。
看守所的报纸是《深圳特区报》。一般是阿杰先看，然后大家轮流看。
一天，阿杰对我说：“老阚，你上报了！”说完就把报纸扔给我。我看到报纸上大大的标题——《原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刘波、郭元被深圳警方刑拘》。
我知道我被拘留的事情来得突然，无论家人、同事还是朋友都没有思想准备。特别是对我家人来说，打击更是沉重，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他们的骄傲。我异常担心我年迈的父亲和我的妻子——我在银行工作期间的老同事，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被 “双规”时，其在申银万国证券香港公司工作的妻子经受不了打击在美国坠楼自杀。这种家破人亡的事格外令我印象深刻，我只能在内心祈祷，希望这种灾难千万别降临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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