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疑惑

　　我们终于可以庆幸，我们不但躲过了华尔街金融资本在中国长驱直入的机会，还免受了这轮金融危机更为残酷的肆虐。而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我们有许多的疑惑需要厘清，否则，会产生对中国金融乃至经济发展的方向性错觉。

　　疑惑之一：如此强大的美国现代金融体系却如此不堪一击，是不是金融业越发达越危险？中国是不是不要走现代金融服务业之路，用封闭、保守的金融市场体系支持中国的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发现，由于体制改革的优势，市场巨大，劳动力充足，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一系列经济法规的建立，资本市场的设立，银行改革，监管体系的建立保障，支持了中国经济。但是，金融服务水平低下，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需求，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跟不上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科学发展观的需求现象也十分严重。产融结合在中观层面更是缺乏战略指引也缺乏战略支持。不走现代金融服务道路，中国企业的金融服务市场迟早还会被金融危机冲击过后苏醒过来的国际金融服务巨头所占领。这不仅会让产业领域的资本利得大量流失，还会让本土金融机构被压迫在狭小的市场空间里。

　　疑惑之二：1933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催生了华尔街分业经营的法案。金融混业、全能金融机构成为罪魁祸首；而本轮金融危机却导致单一投资银行主导的模式受损。高盛、摩根士丹利引以为骄傲的单一投资银行转型成了银行混业模式。历史的翻来覆去会让中国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发展和监管模式？到底是金融控股还是银行混业，还是多金融机构平行模式或者继续坚持分业经营？

　　不论怎么选择，至少应当尽快结束现在的监管放任的自由状态。现在，中国金融服务市场处于既有分业又有混业，同时既非分业又非混业的混乱局面。法律上是分业、市场上混业；监管上分业，运作上混业。既有中信集团这样的从投资到实业，从金融控股到银行混业这样的什么都有，什么都在干的超级庞然大物；又有平安这样的以保险为平台，实施混业经营的模式。可以说，当今世界所有的金融机构模式在中国都有了。可我们的法律体系依然滞后；监管依然滞后。已经酝酿着巨大的监管风险。金融改革成功的标志绝不是一大堆银行烂账撇掉，由财政补充资本金完成上市这么简单。德隆事件的监管缺失，事情很严重了，监管部门没有作为的状况在4年前就敲响了警钟。

　　疑惑之三：在华尔街金融危机暴发后，不管是房利美、房地美还是AIG、雷曼兄弟、贝尔斯登、我们看到倒下了许多个金融巨头，造成了无以计数的财富损失。我们除了看见政府应对、注资、接管、抗击风暴，以及金融机构裁员，投资银行家失业，总裁画像被涂鸦，总裁辞职等事件外，我们没有听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挪用保证金、操纵市场、大股东占用资金、行贿受贿、内幕交易等一大堆中国金融机构的常见病，也没看见抓来一大批人判刑、罚款，向社会交代了事。一个德隆系，被抓了100多人，南方证券、泰阳证券、武汉证券、闽发证券若干个证券公司高管成群结队地成为囚犯。到底是中国资本市场真有这么多坏人，把他们全抓起来才能彰显中国的司法严厉，还是我们法规不健全，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体制的滞后，监管的缺失，法规的不完整造成的市场混乱和损失，让成群结队的金融从业者去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是他们能承受得了的吗？我们是不是应当从华尔街风暴中反省一下自己呢？

　　疑惑之四：在华尔街风暴中，美国政府对房利美、房地美、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等机构的救赎分别采取了多重拯救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向各机构补充资本金，此举被称为"国有化行动"。但财政部长保尔森很明确地告诉世界，此举并不意味着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金融机构要走国有化道路，一旦渡过了危机，政府资本就会选择退出。

　　这一行为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虽然美国是全球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市场出了问题，政府并不是袖手旁观，任其发展。关键时刻，政府强力救市，刻不容缓；第二，政府态度十分鲜明，国有资本的介入只是暂时性的，策略性的，并不会改变美国的市场化方向。

　　中国的情况就有些不大一样。2000年前后，成立华融、信达、东方、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均由财政出资本金，分别承接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四大银行数以万亿的不良资产。按当时的计划，作为过渡性资产处置企业，本应在完成资产处置任务后解散。但8年过去了，不仅没有解散，反而以不明不白的特殊方式生存了下来，成了说不清楚的历史遗留问题。

　　中国也曾暴发大面积的投资银行危机。在世纪之交，曾突击批准设立和利用信托、证券分离，关闭期货交易所的机会，涌现了一大批证券公司。但随着2001年开始的漫长熊市，在2004年前后几十家证券公司分别因为经营亏损、挪用保证金等问题纷纷引爆巨大亏空，资不抵债数倍于资本金。对于同样的机构危机，中国却采取了另外的办法。凡是民营控股的证券公司关的关，并的并；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就由国际资本进行补充，继续经营。几年下来，除了少数证券公司，几乎所有证券公司都被国有化了。一番清理整顿下来，中国的证券公司依然沿袭着单一的盈利模式，靠天吃饭的商业模式没有任何变化。

　　就像德隆事件是我们高成本的样本一样，金融危机是更大成本的吸取教训的样本，我们不能从中一无所获。

　　(作者为北京安控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曾经德隆》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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