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为何最初试点只选择了一家？在小飞乐很好的示范效应之下，在很长的时间里，发行股票的企业还是发展得很慢，1985年增加两家，之后又停顿了些时间，到交易所建立的时候，股份制企业总共才11家。对于发行股票，上海当时应该是不缺乏跃跃欲试的企业。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涌现大量新办集体企业，一开始就处于国家计划“外”，资金来源必须到计划外寻找，向民间，向职工集资，各种各样的“股金券”、“内部股票”、“债券”大量出现。

　　裴静之：在改革中，“影响小，不招眼”，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影响了之后股份制试点的选择与推出，也影响了初期上交所上市公司的选择。我们虽然步子迈得比较快，但始终也非常谨慎，不会那么快推开。因为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的，要看舆论状况。

　　《第一财经日报》：国外股份制经济主要集中在公路铁路、海运、矿山、大贸易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这些大项目更加需要发行股票，投资性也会更强，能降低股市的投机性。但是，我们早期发行股票的企业，比较多集中在加工工业、中小企业，而且都是新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资料显示，上海股份制改革好像都是从不起眼的企业开始，都是静悄悄的。

　　裴静之：是的，都是静悄悄的。当时是要一步一步来的，我们也觉得最好是大型的，但是当时小企业有一个好处，影响小。

　　股票的分歧

　　《第一财经日报》：小飞乐出来的时候，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论的。当时主要有哪些分歧呢？

　　裴静之：股票，往往给人印象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都是要被批判的。当时有人讲，上海绝对不能搞十里洋场，成为资本家的乐园。

　　庄晓天：当时还在讨论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股票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上交所成立当天，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当天是没有报道的。1992年2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股票才开始真正大步发展起来。当时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及：“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央到地方都要组织集中学习的。一层到一层传递，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观念上的拨乱反正。

　　第一个牛市的催生与考验

　　《第一财经日报》：邓小平南巡讲话，最终使得上交所跨过了“政治槛”，真正迈出大发展的步子。之后你们做了哪些重大的动作？怎样考虑的？

　　庄晓天：当时北京是没有相对应的管理机构的，公司上市等问题都是由上海证管委直接操作。

　　我们开始大力推动上市公司数量扩容。当时上海证管委，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体改委等机构抽调人手组建的，人手不够，所以发动各个部委，让他们挑选优质的，同时急需资金的企业上市。

　　我们对企业的要求是，资产质量比较好，利润不错，而且有发展前途和优秀法人代表。我们下放事权，让各系统自己审查，负责，然后由我们推荐上市，使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的资本运作来筹措发展资金。

　　裴静之：当时企业都争抢上市。当年初定的规模是新发行4亿多，实际发行6亿多，但还是有很多被推荐企业没有排上，因为每个部门的推荐都远远超出了初定的数字。比如说，工业部门，给到他们的额度是1.5亿元，他们至少推荐3亿元。

　　庄晓天：一些企业，其实之前都是没有资金的，我们让它们先上市，通过股市拿到资金，才真正大发展，比如豫园商城。当时城隍庙住的老百姓很多的，要发展，就要搬迁原住户。豫园商城上市后，才有钱去办理搬迁，然后发展起来。

　　在发行扩容进行中，我们抓的更为重要的工作是“放开价格”。

　　裴静之：当时股票的交易价格有控制，没有放开。为使证券交易市场化，经请示朱镕基决定放开市场价格。

　　当时，放开价格的决定，被高度保密。1992年5月18日下午，在上交所休市后，我们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为了保密，在发布前一刻，当天下午四点钟，统发稿才打印出来。那一天，是周五，我们宣布，“下一个交易日，5月21日交易价格放开。”

　　那时候，我深刻感觉到，市场化对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庄晓天：价格放开后，直接导致了第一个牛市。股民拼命要买股票，一开始，是几万人买股票，上海人、外地人都有。过了一段时间后，就是几十万人排队买股票。证券公司柜台网点开始明显不足，有半年的时间，上海市政府组织所有的证券公司，在市中心的文化广场设摊，来尽量保证交易畅通。

　　最初，电子交易还很少，股民要到交易所或营业部现场交易，股民排队也就成为当时的一大景观。那时候有人在凌晨一两点钟就起床排队买股票。几十万的人，集中在一起，你挤我我挤你，铁门都挤倒了。

　　那时候，才是新发行第一只股票兴业房产上市的时候，我们想第一只股票就这样了，第二只第三只更不得了。所以，想了个办法，就是通过发行认购证解决排队问题。认购证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那时候我们没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我还记得认购证在1992年推出来后，第一次到北京开会，跟朱镕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提及认购证，并没有得到认同。

　　之后，深圳发生了1992年“8·10”新股认购事件，证明了上海发行认购证的决策确实是防患于未然。1992年8月9日~11日，深圳以发售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从8日起，有超过100万的当地及全国各地的准股民在全市302个发售网点前排起长龙，准备购买百元一张的抽签表。9日早晨开始发售时尚能维持一定的秩序，但后因一些网点组织工作出现问题，造成秩序混乱，并发生冲突。

　　之后我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朱镕基说：“还是你们办得好。”

　　当年，认购证卖出了207万张，总共收入有六七千万元人民币，都用来发展慈善事业了。

　　《第一财经日报》：六七千万，在当时是一笔很多很多的钱了。为什么不进入到上海的财政呢？

　　庄晓天：如果认购证最终买到股票的话，就是钱，如果最后买不到股票，这个钱就相当于没有了。如果转进财政，老百姓会想国家拿了去，那就不合适了。

　　《第一财经日报》：1992年第一个牛市后，同年很快又发生了第一个熊市。为什么？

　　庄晓天：我记得当时股市指数从1500点，一下子跌到了600点，是大扩容，股票多的原因吧。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股票扩容，除了要考虑企业的需要，还要与股民的需求相适应，过多不行，过少也不行。

　　《第一财经日报》：价格放开后，股市牛熊交替，几轮来回。1996年，被认为投机气氛浓厚，当年12月下旬，开始恢复价格限制，实行10%的涨跌幅价格限制。您现在怎么看待当时放开价格？

　　庄晓天：放开价格的决定肯定是正确的，市场化就该是那样。现在的股市，投机也没有比当时弱，甚至更强。

　　遗留问题与股市的中国特色

　　《第一财经日报》：非全流通，是中国股市至今的特色。这其中很大原因在于不流通的法人股。为什么会限制法人股的流通呢？

　　庄晓天：最初，是我们决定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

　　法人股的存在，是基于上世纪80年代理论界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程度：搞股票市场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通过股票市场来筹措资金，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导，所以发展股份制要国家占大股，或是全民、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持有主要股份，所以我们在所有制成分上做了很多文章。

　　但是，当时许多股民买不到股票，开始出现了一些变相的“法人股”。一些人通过关系，以“法人股”的方式私下购买股票。我们很担心这个问题，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保持控制权，最终决定法人股不能上市。

　　其实，当时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没有想到影响到了股市，甚至影响延续至今。

　　《第一财经日报》：A股和B股的分类，也是首创于上交所。为什么？

　　庄晓天：股市推出来后，港澳台华人积极性都很高，都想要买内地股票，但是没有身份证，不好买。

　　另外一方面，企业很需要资金，光靠到外地引资，解决不了问题。考虑到对侨民与企业都好，所以推出了特种股票，就是B股。

　　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境外投资者投资内地股市的金融安全问题。境外投资者很有经验，当时我们就考虑到了金融安全问题，担心他们兴风作浪，把股市炒得很高然后逃走，所以把A股、B股分开，他们可以投资B股。

　　裴静之：当时发行B股还有一种作用，就是中国的证券市场要逐步与国际接轨，发行B股的上市公司管理者的素质、企业的会计报表、国际准则等方面与实体经济都是不同的。

　　《第一财经日报》：您觉得当时究竟该不该搞交易所？直到现在，还有人讨论当时该不该开，还有人认为当时开得太快了，没有准备好。

　　庄晓天：确实是快了点。但开了还是比不开好，早开比晚开好。虽然有矛盾，但是可以在矛盾解决中推进。关键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

　　其实，就是我们国家整体经济也都有这个矛盾那个矛盾，只有发展了以后，矛盾才能解决。不发展，很多矛盾还是不能解决的。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是否希望中国股市与资本主义不一样？现在究竟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庄晓天：我们最初想中国股市是否应该和资本主义市场不一样，想要搞特殊性。现在看来，基本差不多。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中国股市投机性很厉害，甚至比国际股市都强。您怎么看？

　　庄晓天：我们是希望投机性不要那么强的。但是现在还是和资本主义一样，投机性太厉害了。股市怎么前行，还要加强研究创新。

　　裴静之：要适当抑制投机。

　　庄晓天认为，1984年至1992年，是中国股市的初级阶段。1993年初，他也恰好离开了证券市场的改革中心，与裴静之一同又开始了改革的新进程，筹建上海浦发银行，力主上海浦发银行上市，拉开了银行成批上市的序幕。

　　如今，他们已经从浦发行岗位上退下来了，不过庄晓天最近又开始筹建民营金融机构，他希望在非公经济银行推动中有所贡献。

杨燕青 全秋梅 茅佩云     新浪声明：本版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