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 原本不是一个应该讨论的话题

　　自2007年10月16日，沪指高见6124点以来，市场开始进行深幅调整，4月3日，沪指跌破3300点，最低探至3271点，再次回到一年前的点位。从最高点到4月3日收盘，短短几个月时间，沪市累计下跌43.7%，市场信心几近崩溃边缘，一时间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救市的争论甚嚣尘上。

　　2008年3月28日，在救市传闻刺激下，沪指当日在金融股和以中石油为代表权重股的强劲拉抬下，暴涨168点。相关媒体更是暴出管理层已经通知三大证券报预留版面，救市与否再次激起波澜。3月31日，期望落空，沪指暴跌107点，4月1日，因为救市传闻没有兑现，市场再度暴跌，个股大面积跌停，行业指数全线飘绿，上涨个股不足一百只。

　　此前，温家宝总理访问老挝接受访问时称要促进股市平稳健康发展，国务院也召开会议责成金融监管部门避免股市大起大落，随后胡锦涛主席在会见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时表示中国应该和美国一起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4月1日，4月2日，三大证券报连续两天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鼓励市场恢复信心，呼吁各方共同努力稳定当前市场。管理层对股市的关注无疑让关于救市的争论急剧升温。

　　救市大争论拉开序幕

　　3月31日，《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发表《何必讳言不救市》，文章指出：股市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 。一层石激起千层浪，4月2日，经济学家刘纪鹏通过博客文章《财经杂志：悠着点》对胡舒立的文章进行了全面批驳：无论从调回印花税到去年5.30的水平，还是把去年以来制定的通过加速扩容、抑制过快上涨的政策调整为放慢扩容的规模和速度，以让暴跌的股市休养生息，这要么叫审时度势，要么叫纠偏，绝谈不上救市。于是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救市的大争论拉开序幕。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股市评论家华生、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证券日报副总编辑董少鹏，以及著名财经评论者叶檀等重量级人物相继加入论战。

　　就在这场争论爆发的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受次贷危机爆发而陷入衰退当中的美国纳斯达克股市，同期的跌幅仅为17.5%。在美联储参与救市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一些专家学者更加坚定地呼吁监管层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救市，包括：下调印花税、限制巨额再融资和大小非解禁。

　　那么到底政府是否应该救市、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救市，无疑成为我们应该深思的话题。

　　救市原本不是一个应该讨论的话题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提出“无形的手”，提倡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估计很多人并没有注意斯密的另外一部巨著《道德情操论》，书中阐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针对两部书所提出的观点，在19世纪中叶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即《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比悬殊、相互矛盾的问题。其实，我们当前的股市又何尝不是一个矛盾的“亚当斯密问题”呢？

　　一直以来我们都提倡建设市场经济，资本市场毫无疑问是其中重点角色。既然是市场经济，便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作用，让“无形的手”有用武之地。但同时也应该辅以适当的宏观调控，两者相互结合，相得益彰，方可克敌制胜。当前市场大起大落，毫无疑问应该采取措施，但这与救市无关，因为如果真的市场出了问题，即便救市也无效果。

　　因此，管理层救市与否，原本不是一个应该讨论的话题。或许有人会说美国已经采取措施拯救市场，为什么我们不呢？很简单，我们的问题跟美国不一样。第一点，2006年，2007年股市单边上扬积累了巨大的泡沫，需要释放；第二点，美国因为次贷危机造成经济衰退，是基本面出了问题。虽然IMF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但是我国经济仍然会保持高速增长，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既然基本面没有问题，那又何谈救市一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