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德隆》修订版：上海——国际化梦想(4)

　　舆论漩涡

　　2003年7月，市场上对德隆系旗下上市公司的质疑之声又起。当月18日，地处西南的《成都商报》发出一则所谓“独家新闻”，称正在那里访问的朗咸平和当地记者喝茶时透露，中国证监会正对德隆展开全面调查，调查的重点是德隆旗下3家上市公司高达20亿元的担保问题。尽管稍后朗咸平通过《证券时报》公开表示，内地媒体对他的谈话有误解，报道的是他两年前的观点，自己最近两年没有对德隆进行研究；但这则“独家新闻”已通过网络被迅速传播。

　　2004年2月25日，北京，德隆董事局处处渗透著中国式豪华的办公室中，唐万里正在接受美国《哈佛商业评论》的专访。一家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草根企业能够与世界顶级的管理杂志对话，似乎暗示著德隆正在获得一张特别通行证——成为被世界主流媒体认同的国际化企业中的一员。然而，此时的唐万里心里十分清楚，这是德隆又一次惊险的“危机管理”。在德隆短暂而又奇崛的历史中，“惊险”早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次危机似乎也并无任何特殊之处。所以，当唐万里以一如既往的大将风度侃侃而谈，描绘著德隆种种国际化理想的时候，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是德隆传奇故事的尾声。因为，就在他的脚下，山体彻底崩塌前第一块巨石滑落的声音已经清晰可闻。

　　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多米诺的游戏终于进入了它最后的阶段。德隆，这个几乎完全是凭个人意志支撑著的帝国即将不支倒地。

　　当猜测资本市场的德隆大旗何时倒下时，2004年3月2日《商务周刊》提前在几家门户网站上发表一篇1000多字题为《德隆资金链绷紧》的文章，一种“关于市场能否承受德隆系崩盘的恶果”的猜想隐隐约约出现在舆论的预测当中。3月5日《商务周刊》第5期正式刊发此文，“德隆系已经撑不了多长时间了”。“德隆集团已经将大部分资金压在了旗下的各只股票上，由于资金短缺，德隆近期在股市上的实际动作已经很少，不要寄希望于德隆会再度为这几只股票护盘，现在他们都铆足了劲往外跑”。“湘火炬与合金投资向有关部门上报吸收合并方案以求最后一保，但未获批准”。德隆三剑客中除合金投资保持横盘态势外，新疆屯河和湘火炬A都不幸加入到下跌股票的行列中。文章分析了德隆现金流的运转情况，指出其产业整合埋藏著很深的财务危机。自2001年后，德隆控制的上市公司已经不再能很方便地融资，其资金的压力已经很大。因苦于没有资金支持，德隆在江浙一带的融资回报率高达15%—22%，与其他公司8%-10%的融资回报率相差很大。

　　唐万里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一再强调该篇文章加剧了社会各界对德隆坐庄、资金链是否断裂的猜测，并使银行界对德隆系产生密切的关注。之后有关部门就此文的传播进行制止，但是其时该文章已被广为传阅。2004年《商务周刊》第10期，发表了《德隆为何如此脆弱？》一文，作为对唐万里的回应，文章再次指出：德隆的这场危机首先来自于国家银根紧缩政策和德隆自身的问题，决不是媒体报道的责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证券市场横空出世以来，德隆不仅创立“产业整合”、“资本运作”新理念，而且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股票操作模式，媒体和舆论颂扬有之、批判和疑问亦有之。

　　德隆起于草根，成就于庄家。资本富有人性，财富源自真诚。德隆梦想在资本市场上创造一个多赢的模式。打造“中国式的财团和金融控股公司”，这是唐万新一直坚持的理念和急欲实现的目标。

　　德隆并不认为自己在坐庄，为实现其持久直接融资的目的，而奉行一种“集中持股”的理论，即试图于大量长期持有一种股票，然后对上市公司进行产业整合，以达到在股市上创造一个大股东赢、股民赢、上市公司赢的三赢模式，但最终失败了。产业开发与增长环节跟不上股价发展的速度，再加上老鼠仓，最终套住的不仅是自己，而且损害了公众的利益。

　　据2002年《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文章指出，“德隆系每年都是

　　德隆的溃败明证：在一个没有强有力舆论制衡和监管的社会中，民营企业同样可能堕落，从杨斌到周正毅，从周正毅到唐万新，从唐万新再到黄宏生等等，民营企业一直是近年来上市公司丑闻中的主角。德隆违规经营的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的，如果政府部门在监管过程中能够更早地采取管制措施，德隆问题就不会积累得如此严重。事实上，财务状况越是变差的金融机构，越是流动性不足，就越有可能产生赌博心理。如果监管者没有有效、及时的校正措施，就不能促使这些违规机构用正当的方式去扭转经营不善的局面，反而使它们可能出现更大的风险。这会演变成为严重的道德风险，监管当局往往失去威慑力。

　　2002年—2004年，为德隆的战略投资阶段，德隆以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配合，通过旗下的中企东方、友联管理实施战略投资，获取从区域垄断份额——国内垄断份额——全球垄断份额投资收益。